论文曹操、曹丕古乐府创作相关问题论析是关于曹操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司马家族怎么灭亡的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曹操、曹丕父子以提倡古乐的形式来恢复古礼,目的是实现社会的有序治理,达到善治.曹操、曹丕父子创作的大量古乐府,是我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存在.这些古乐府不仅表达了他们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且还影响到了当时的世风.曹氏父子引领文学创作的时代,社会各种思潮兴起,文化呈现多元化的特征,社会相对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文学的繁荣.
[关键词]曹操；曹丕；古乐府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028-03
汉魏时期,曹操、曹丕父子极力提倡古乐府,亲自创作大量古乐府诗,希冀以恢复古乐来恢复古礼,达到善治,维护统治.《宋书》卷十九：“汉末大乱,众乐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尝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等远考经籍,近采故事,魏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1]（p.534）又,曹丕继位以后,亦提倡古乐,并实行新制.《宋书·音乐志》云：“文帝黄初二年,改《汉巴渝舞》,改宗庙《安世乐》曰《正世乐》,改《嘉至乐》曰《迎灵乐》,《舞德乐》曰《武颂乐》等其众歌诗,多即前代之旧,唯魏国初建,使王粲改作《登歌》及《安世》、《巴渝诗》而已.”[1]（p.534）曹操、曹丕父子将古乐的恢复与社会治理联系起来,自觉地实行礼治,无疑能够给欲治天下者提供启发的.
一、曹操、曹丕父子的古乐府创作
据郭茂倩《乐府诗集》和逯钦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两部诗歌总集,曹操、曹丕父子创作的乐府诗共有51首.其中曹操有21题27首,曹丕有19题24首.由于曹氏父子创作的乐府诗是家族氏的集体创作,而且是中国皇室创作乐府诗存世最早的诗歌,故被称为“中国乐府史上的第一座丰碑”[2].
从《乐府诗集》编纂体例来看,郭茂倩着眼于音律,重视以歌乐分类,包括郊庙、燕射、鼓吹、横吹、相和、清商等十二类.郭茂倩将曹操、曹丕父子的乐府诗编入相和、鼓吹和杂曲这三类歌辞之中.曹操的乐府诗分别为气出、精列、度关山、薤露、蒿里、对酒、陌上桑、短歌、秋胡、苦寒、善哉、步出夏门、却东西门等13题21首；曹丕的乐府诗分别为短歌、秋胡、善哉、丹霞蔽日、煌煌京洛、钓竿、十五、猛虎、析杨柳、燕歌、临高台、陌上桑、上留田、大墙上蒿、艳歌何尝、月重轮、饮马长城窟等16题22首.逮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的《魏诗》部分,内有曹操、曹丕各1卷,分乐府与诗两部分.若去掉与郭茂倩所选相同的部分,则曹操有《善哉行》《董逃歌辞》《谣俗辞》《有南篇》《饮马长城窟》6首,其中《善哉行》《有南篇》和《饮马长城窟》为残句；曹丕有《董逃行》《折杨柳》2首.
在51首乐府诗中,父子二人之共题有秋胡、陌上桑、善哉、董逃、短歌等,充分说明曹操、曹丕父子乐府诗歌创作的家族化特征,如果加上曹植创作的79首乐府诗,则更加说明这一点.然曹植乐府诗与曹操、曹丕的王者气象不同,故未同论.曹操、曹丕父子的乐府诗是学习汉乐府诗结出的硕果,因此他们采用乐府古题来写时事,比如《薤露》《蒿里》本是挽歌,曹操却用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又如《陌上桑》本写罗敷的故事,曹操改为写求仙的故事,云：“驾虹蜺,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济天汉,至昆仑,见西王母.”[3]（p.348）曹丕却写行军作战的事迹,云：“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披荆棘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3]（p.395）《秋胡行》本写秋胡戏妻的故事,曹操用来抒发欲乘时努力,早日成就霸业而历经坎坷、磨难的感慨,云：“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等去去不可追,长怅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3]（p.349）曹丕却来用抒发求贤得才的心愿,云：“尧任舜禹,当复何为?百兽率舞,凤凰来仪.得人则安,失人则危.唯贤知贤,人不易知.歌以咏言,诚不易移.”[3]（p.349）
曹操与曹丕的乐府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反映现实,表现出很深的社会意识.语言古朴率真,同时又有超越,一改汉乐府诗人那种拟作、代写的口吻,表明曹氏父子的创作已摆脱了模仿学习的阶段,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创新意识.因此,胡应麟有云：“汉人乐府本色尚存.”[4]（p.22）
曹操固是建安文坛的领袖,曹植《与杨德祖书》曾云：“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5]（p.210）曹丕留守邺城,亦与文士们相聚宴游,诗酒竞豪,成为邺下文人的核心.曹丕《与吴质书》回忆当时盛况云：“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5]（p.230）因此,曹操、曹丕二人集中创作的大量乐府诗,其文学史的地位不言而喻.同时,令人感到惊奇的是,以王粲为代表的建安七子,却较少有创作乐府诗的情形.而王粲、陈琳与阮瑀三人所创作的为数不多的乐府诗,据考证,除却王粲的几首乐府诗外,均为冒名混入者[6].
二、曹操、曹丕古乐府创作所蕴含的治乱观
由于以诗言史,以诗言事,从而使诗蕴含治世观念,这是曹氏父子乐府题材诗歌的一大特点,也可以说是他们父子诗歌的审美风尚.
汉魏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战争与动乱的社会问题始终是时代二重奏,因此,如何结束战争和治理动乱,也就成为人们思考最多的话题.战争暴露了生命中最残酷和脆弱的一面,而与之相连的死亡则横亘在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人们面前.在这种背景下,儒家思想价值体系崩溃,传统的忠信道德价值观念普遍受到质疑.因此,作为欲治天下而使之太平的曹操与曹丕不得不关注这一现实,直面灾难和死亡.
曹操虽然发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慨叹,但作为政治家的曹操并没有因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悲剧而退缩,当他以诗人的敏感看到人生的短暂后,反而以更大的责任与意识来改变现状、改造社会.由此可以说,曹操的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7]（p.1709）的典型,有极强的现世意识.如《蒿里行》一诗表现的是初平元年（190年）关东义军联合讨伐董卓的事件,有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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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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