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康有为革命观念的再解读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康有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康有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在中国,长期以来,康有为在革命中国的时代相继背负“反革命”和“革命不彻底”罪名.笔者认为,这是政见之争掩盖学理后所引致的事实背离与理论偏差.实质上,面对同样的时代难题,与革命派殊途同归,康有为的革命观念更加强调和平渐进的变革方式；它为近代中国的革命之路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考维度与现实可能性.
〔关键词〕康有为；革命；反革命
〔中图分类号〕 D6〔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8-2689（2010）04-0076-05
在中国,针对康有为的革命观,“长久以来,国人视康有为‘反动’,因其反革命” [1](2).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前誓保大清,反对暴力排满；辛亥革命后,康有为经过与民国共和颇具猜疑的“短暂蜜月”,直至晚年,他都对中华民国式的“共和”持否定态度；并参与了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的历史闹剧.但是, 笔者认为,因此就将康有为定位为反革命分子,只是革命史观下的历史偏见,从而扭曲了康氏革命观念的本来面目.唯有从平实的学术立场上对其革命观念进行重新的解读,才能对康有为革命思想的当代研究确立一个坚实的新起点.本文将首先我们从历史事实层面对康有为的革命观念进行基本的梳理.本命[2](229)取“全面社会重建运动”之意.既非革命派的暴力革命,也非改良派的和平渐进式革命；而是中性意义上的革命.康有为的革命观念形成于“反对革命”的过程中,其内容自然涵摄革命与秩序,革命与传统两种关系,即革命与中国的王朝政治体制,革命与中国传统政教的内在关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是近代中国革命者始终无法摆脱的历史困境.针对于此,上述的两种关系也就转化为以下两个问题：中国王朝政治体制与近代中国革命之“生成”；传统中国政俗与近代中国革命之“功成”.
一、中国王朝政治体制与
近代中国革命之生成
近代中国革命的发生方式有如下两种形式：第一,完全破坏原有的政治体制,依照近代西方的自由蓝图,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治体制；这是近代中国革命派的第二,依托原有政治架构,有效运用其合理因素,结合体制外的进步理念,改造传统的政治架构,实现传统政治体制的新生；这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所坚持的改良路径.满清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皇权专制王朝,予以暴力推翻还是加以保留是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根本分歧之一,后者是康有为的选择；原因在于他对清王朝的主观评价、对清王朝存在的巨大政治价值、对清王朝实现政治新生的预期与革命派观点炯异.
（一）多重意象：康有为眼中的清王朝.满清王朝对比中国其他朝代,其特殊之处在于,一方面,少数民族取代汉族进行政治统治；另一方面,满清王朝遭遇“千年未有之巨变,千年未有之强敌”；政治体制、经济体系、文化传统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力冲击.但在康有为眼中满清并不是简单的专制王朝或者异族统治这么简单,它本身具有多重意象：首先,清王朝具有中国历代政治王朝的专制本色,在这一点上和以往朝代并无区别.“其一家帝制,不过如刘、李、赵、朱云尔” [3](669)因此,康有为并不对清王朝专制体制以过多的谴责,同时也不报以奢望.其次,清王朝并不是满洲贵族的“一族”统治,汉族中的“大儒”和“大贤”同样能够参与政治决策,并掌管地方大权.平民中佼佼者通过科举体制依然可以出将入相；另一方面,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有很多真正愿意为救中国放弃特权的有识之士,光绪皇帝是其中最有分量的代表.再者,满族本源于中华民族,并非异族,本来“亦出于黄帝后,其于明世,封号龙虎将军”,“教化皆守周、孔、政俗教化皆用汉、明”[3](669),中华并不因为满清的统治而亡国,“恢复中华”只不过是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政权纷争而已.
（二）专制下的秩序：清王朝存在的价值.建立政治新制需要基本的政治秩序作保障.在打破原有秩序之前,如果没有重建新秩序的能力就宁愿保留原有秩序,无论是“专制下的秩序”还是“自由下的秩序”,都是可欲的.因为“最患者,无政府也,暴民
也”[3](713).在康有为看来,“专制下的秩序”是清王朝存在的根本价值,当下并没有另外一个政治集团或者政治体制能够替代其位置；这种情形下,保留清王朝是明智的选择.清王朝“专制下的秩序”在辛亥革命时期得以凸显其基本价值.满清时,“虽专制无道,而不闻悍将骄兵之日争变也,不至人民身家产业不保也,不至全国士农工商失业也,不至蒙、回、藏不统一而图自立也” [3](705).在列国竞争的时代,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久之且召瓜分,即不尔而长此争乱,全国涂炭,将酿第二次革命之祸.”[3](705)其间人民生命财产、道德、文化将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列强环伺的国际环境加强这场悲剧的惨烈性.康有为认为,万事之本,“莫先于弭以安生业”[3](706).3、君主立宪：美好的预期.戊戌变法惨败后,康有为并没有加入革命阵营,而是幻想着光绪皇帝重掌大权,实现君主立宪.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的根本区别在于国家主权的归属,在于“国为君有”还是“国为公有”[3](665)；从权力的行使角度来看,“该立宪君主,但保存君统,而不保全君权,各国宪法所定之君权,皆有限制”[3](664),君主专制下,君权就是法律就是一切.康有为意图借助“圣明”的光绪帝,“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3](479)实现君主立宪,从而将专制的皇权限制在宪法之内,“君民同受治于法之下,则国为公有”[3](664).
随着戊戌政变,康有为逃亡海外,双方论辩的战场也转移至海外.在双方热辩之际,满清王朝在以辛亥革命为首的革命浪潮下土崩瓦解.革命派与改良派面对着同样的时代场景：“无量血”购得“假共和”.从而革命的论辩也由中国的王朝体制过渡到中国的传统政俗,也由政治斗争层面深入到思想文化领域.
二、中国传统政教与近代中国革命
之“功成”
暴力革命胜利以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王朝体制遗留的中国传统政教?
康有为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教的主体包括：中国“积四千年君主之俗”[3](843)和孔教两个方面.后者必须大力发扬,前者必须予以运用转化,二者并不与革命“功成”根本对立,反而有互生互成的作用.这是由中国传统政教本身的特性所决定,也是后革命时期,结束无政府状态和挽救道德沦丧局面所不可或缺的条件所决定.
中国传统政教有以下特性：首先,中国传统政教生成的历史性和效用的持久性.康有为嘲讽那些提倡新道德的激进思想革命者,“夫伦行或有与时轻重之小异,道德则岂有新旧中外之或殊哉,而今之学者,竟嚣嚣然昌言曰：‘方今当以新道德易旧道德也’”,“欧美之贤豪,岂有离此者哉?”[3](843).“道须臾不可离也,可离非道也” [4](773),人同样须臾不能脱离特定的政教.中国传统政教乃是基于“五千年文明之中国,经无量数圣哲豪杰心思膏血之所缔构”“传至于今”[3](704)所积.专制政体在形式上可以被毁灭,但是民众心中的“皇帝”思想,却早已根深蒂固,妄图旦夕废除只会适得其反.
其次,相对于近代西方政治文明,中国传统政教有其优越性和独特性.中国数千年尊崇孔子之教“守信尚义,孝弟爱敬,礼俗深厚,廉耻相尚”.康有为劝告国人“勿浮慕文明”[3](706)西方“自有其美者,形而下之物质,诚不可少也,采其长可也”,中国也有其独特之处,“形而上之,德教诚不可费也,补其短可也”,如果震惊于西方“一日之强”,就不“择而尽师之”；因为中国一时孱弱就“尽弃其所有”,那么国家就无以自立,只是西方的“奴隶”[3](864)而已.“凡为国者,必有以自立也,其自立之道,自其政治教化风俗,”[3](890)“不善所以自立,而依附于人自立,非惟不能自立,可耻莫大焉”[3](874),不仅如此,丧失了本国的千年政治教化风俗,也就丧失“国魂”,“国失魂乎,非狂则亡”[3](890).再者,中国传统政教与中国民众的天然相洽性.“自由”对中国而言是舶来品.如果国民缪谈“自由平等”,致使“自由”成为口号,成为军阀为祸中国的借口,暴民亦借此欺压良善.康有为认为以至于此的主要原因在于：1、“吾国人民,本无共和之念,全国士大夫,皆无共和之学也.”此外,当政者“袁世凯与南方之魁杰,皆是帝制专制之心,绝无共和之志也”[3](1019).中国有真知“真爱国而不为利来者,若黄克强、汪精卫、吴雅晖、李石曾数人者是也”[3](1073).仅此数人,面对浩浩中国又能有多大影响?2、中国文化的专制性格,致使自由理念无扎根之处.“盖辛亥革命之前,举国不知有共和之事,及辛亥革命之后,举国不容人议共和之非,故至此愚蔽也”[3](1007).“吾国自壬子以后,改国体为共和,无人敢议之者.其有不言共和,而他及者,即视若悖逆,有若昔日帝国之言,视若叛乱.”“然则谁敢以共和之得失利害,宜于中国之地理风俗历史人情与否,考而辩之,更安能集一国学士大夫、通人才士讲求反复,穷极得失,而后行之”[3](1050).3、中西政教“本原不类,精神皆非”,况且,“欧、美政艺,一切皆经试验实测而来,皆经百千败绩,乃改良而得之,各国各有其历史风俗,易地而败”[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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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渊源、教育思想和中国政策的阐析 〔摘要〕 作为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是最早对康有为的思想予以宣传和介绍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宣传、介绍和阐发二十余年而不辍。在梁启超看。
2、 李端棻荐举康有为其意义 内容提要：荐举康有为是戊戌变法的重大问题。历来研究者大多只关注翁同龢对康有为的荐举，而关于李端菜对康有为的荐举则少有研究。实际上，李端棻荐举康有。
3、 喝啤酒想到康有为 慕尼黑啤酒与中国的缘分，跟康有为有关。康有为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期间仓皇出逃的。他若不出逃，被慈禧的人抓着肯定比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遭。
4、 康有为旧学和新知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个独特的人物，“戊戌变法”中他给人的印象很激进，而后的保皇党的组建和思想活动，以及“孔教会”的成立又给人一副保守分子的形。
5、 康有为的最后十五年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1858年生。1888年10月，鉴于民族危机深重，第一次上书清帝，建议变法，以图国强，提出了改良主张。189。
6、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哲学 摘要：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是在19世纪末期形成的，他所著的《大同书》，主要体现了他愤世嫉俗的社会现实批判思想和空灵玄妙的“大同”世界理想。康有为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