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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遗民词的风格以清劲为主,南宋遗民词的风格以清丽见长,其不同的原因可从地理文化的差异、词学传承的不同、受曲体文学影响的先后等方面来探讨.
关键词：宋金遗民词风格差异原因
虽然具有相同的社会身份——遗民,具有相同的词学渊源——北宋词,金遗民词和南宋遗民词却风格迥异.金遗民词人中,杨宏道、白华、杜仁杰等存词较少(分别是九首、一首、二首),风格特色不太明显.“河东二段”——段克己(存词六十七首)、段成己(存词六十三首),“心广而识超,气盛而才雄”,风格真挚、俊逸.李俊民存词六十九首,风格以“清新奇崛”为主.元好问,存词三百八十七首,为金遗民最大的词家,风格“亦浑雅,亦博大.有骨干,有气象”,“直欲追配于东坡、稼轩之作.”
宋遗民词作可分为音律家之词和文学家之词.音律家之词,乃是沿周邦彦之流,扬姜夔之波而加以变化,注重声韵流美.其中尤以张炎、周密、王沂孙、陈允平、蒋捷为最.他们都精通音律,能自度腔,张炎出于词学世家,能度曲自不必说,“蒋捷《竹山》词中,如《翠羽吟》,则演越调《小梅花引》而成,亦属自度；等惆密《蘋洲渔笛谱》中,如《玉京秋》、《采绿吟》、《侵盖舞风轻》、《月边娇》,皆自度腔；而《倚风娇近》,则填杨守斋《紫霞洞谱》也.陈允平《日湖渔唱》,虽鲜自度腔,如《绛都春》、《永遇乐》之翻谱平韵,《画锦堂》之翻谱仄韵,《三犯渡江云》本平韵间一仄叶,而有全平全仄各一首,非通声律不能为也.”文学家之词,乃沿苏轼“以诗为词”之流,扬辛稼轩“以论为词”之波,作词不斤斤于音律的考究,使词成为陶写性情的工具,已和诗相差无几,如刘辰翁、邓剡之词.薛砺若曾把“约自理宗宝祐初起,至宋亡入元成宗大德间止,约五十年”的时间称为“姜夔时期的稳定和抬高时期”,他说“这时候大作家如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都是姜夔的继承人.他们对于白石,也异常崇拜,他们认为‘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认为他‘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他们奉之为唯一典范.所以在此时期中,只是姜夔作风的扩大和其地位的提高.他们除谨守上一期的余绪外,更于遣辞造语和音律上益求其工协雅正；并于吴文英的过于凝固而失之‘晦涩’的词风,更易以‘清空’之说,以相标榜.”可见,就成就和影响而言,音律家之词是宋遗民词作的主流.
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有云：“自六朝以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和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顾细审其词,南和北确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谓《中州乐府》选政操之遗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轩、李庄靖、段氏遯庵、菊轩,其词不入元选,而其格调气息,以视元选诸词,亦复如骖之靳,则又何说.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往往能知之而难于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这段话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地理文化的影响所造成的南宋词和金源词不同的美感特质,也可以用来说明金遗民词和南宋遗民词总体的风格差异.概括地说,金遗民词骨干雄大,以清劲为主,而南宋遗民词婉约流美,以清丽见长.
风格差异的首要原因,正如况周颐所云,乃在于地理文化的差异.华夏文化上的南北之分、地域之别,为历代谈艺者所津津乐道.“大而经济、心性、伦理之精,小而金石、刻画、游戏之末,几无一不和地理有密切之关系.”地理文化对于文学风格的影响一般来说也有着普遍的意义.颜之推即云：“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旨,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浑厚,其音沉浊而铧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王骥德亦云：“南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人工句字.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楚辞》和《诗经》是诗歌中南北分流的源头.魏晋六朝又一次南北文化的分流,出现了“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的鲜明的南北差别.金和南宋的对峙可以说形成了第三次南北文化的分流.
张金吾《金文最序》云“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惟时士大夫禀雄混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道上等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虽然论的是金文,但也适合金遗民词作.清人赵翼评元好问云：“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邱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赵翼是从地理和时代寻求元好问作品风格的原因,如果从宋金遗民差异的角度来看,地理文化的原因就更突出了.
处于江南的南宋词人受地理文化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宋人自己就意识到此,如南宋陈人杰《沁园春》词序云：“予弱冠之年,随牒江东漕闱,尝和友人暇日命酒层楼.不惟钟阜、石城之胜,班班在目,而平淮如席,亦横陈樽俎间.既而北历淮山,自齐安溯江泛湖,薄游巴陵,又得登岳阳楼,以尽荆州之伟观,孙刘虎视遗迹依然,山川草木,差强人意.洎回京师,日诣丰乐楼以观西湖.因诵友人‘东南妩媚,雌了男儿’之句,叹息者久之.”所谓“东南妩媚,雌了男儿”,其实就是地理环境对士人气质的影响.
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南宋遗民张炎,在宋亡前和其他词人一样,“漫冶游南国”(陈允平《六丑》),词风深婉雅丽.但是至元二十七年(1290)北游大都,所赋之词却风格大变,作品明显具有一股“冰霜之气”.沈祥龙云“词于清丽圆转中,间以壮阔之句,力量始大,玉田词往往如此.四言如‘浪挟天浮,山邀云去’,五言如‘月在万松顶’,七言如‘衰草凄迷秋更绿’等句,皆气象壮阔,不作纤纤之态.”所谓“浪挟天浮,山邀云去”,“衰草凄迷秋更绿”,出自张炎《壶中天·夜渡古黄河,和沈尧道、曾子敬同赋》.
俞陛云评此词云：“此为集中杰作,豪气横溢,可和放翁、稼轩争席.”杨海明先生总结张炎词风“扭变”的原因道：“严酷的现实生活,引出了凝重的词风；寥廓的北国风光,陶铸了阔大的词境.”但是张炎宋亡后的词风和宋亡前差别不大,直到北上时才出现“扭变”,地理环境的影响应是决定性的.这种影响甚至在张炎南归后很长时间还有保留,每当议及北游,词中排荡之气不减.如《甘州》,其序云：辛卯(1291)岁,沈尧道同余北归,各处杭越.逾岁,尧道来问寂寞,语笑数日,又复别去.赋此曲,并寄赵学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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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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