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时期佛教困境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民国时期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民国时期的小说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近年来,有关中国近代佛教复兴问题的讨论成为热门话题,撰写的论文及论著亦日渐增多,但他们所认为的复兴一般是一系列的革新运动或居士佛学的复兴.笔者认为,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的真正主人,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人为主要评价标准.但近代以来,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人整体佛学修持低下,僧人和佛教甚至毫无任何社会地位可言,以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凡此种种都说明,佛教不但没有复兴,反而处于更加艰难的困境.
关键词：佛教 僧人 僧团 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3）01-47-51
美国著名汉学家霍布斯·维兹认为“中国佛教的复兴”的说法犯了三重错误：首先,大部分情况不是过去的新生,而是一系列的革新；不是宗教复兴,而是把宗教改为世俗；其次,它决未在整体上影响中国人.等
依据佛教的传统,只有出家人才是佛教真正的主人,才是佛教义理的真正研究者和弘传者,佛教的兴衰应以僧伽的优劣为主要衡量标准.近代以来,即使是在佛教“迅速发展”的二三十年代,作为出家人载体的僧团依然混乱不举、僧人佛教义学修持的整体低下,僧人及佛教的社会地位一降再降,甚至失却了整个社会的信仰.
僧团的混乱不举
首先,僧团成了庞大的食利阶层,以至于违规犯戒.印光法师对此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他说：“佛教之衰其原因有三：滥收徒众；滥传戒法；滥褂海单”.自雍正废除度牒制以来,政府没有颁发任何限制出家的法令或政策,僧人们可以自由招收徒弟,出家不受任何限制.为了获取金钱,当时的寺庙莫不以徒属众多为荣,于是,“一见有人出家便不问其宗旨学问,抱定来者不拒之心；甚至有一班昏庸的和尚几乎以传戒为营生,以至彼此间相互竞争,“春季传了冬季又来,甲寺传一次戒乙寺立刻也跟着传,传戒的时期之短更属荒谬,有一个多月甚至有半个多月就算了事的,全视求戒人之多寡和生意之好坏而任意延长缩短,完全视同儿戏”,至于求戒僧尼的信愿,以及对于佛法和戒律是否明白是从未顾及的.同时,由于贫困、战乱（北伐战争、中原大战和1931年后的日本侵华战争）、社会动荡或天灾人祸等原因,很多人因走投无路而愿意遁人佛门.据1936年的《全国寺庙僧尼统计》,除四川、河南、江西、安徽和湖南外,全国共有大小寺庙庵院267000多所,僧尼738000多人.其中90%以上为贫苦农民出身,文盲占80%以上.“不是没饭吃的就是当兵畏死的,真有学问的和有财产的或为自己了脱生死,为佛宣传真义,那真是千个之中难找到一个的.”其出家的动机“百分之九十九有零都是为的解决吃饭问题”,真正以修持为宗旨的实在是极少数.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负起弘法利生的责任,甚至连出家为何事、佛教为何物都感到莫名其妙,而只是把佛教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于是,终日都在谋自己的利益,解决个人衣食问题,“道不求明,学不求实,而惟衣、食、住是务,衣则求其新美,食则希其甘旨,住者营其高屋”.除此之外,对什么事都漠不关心,“无一个能为宏扬佛法而牺牲的,无一个能为研究宗纲而牺牲的,更无一个能实行佛化使命而牺牲的”.他们通过诵经、拜皇忏、放焰口等超魂度鬼以赚取金钱,没有事的时候就“吸洋烟、喝老酒、打麻雀”甚至破戒犯规终日沉湎于吃、喝、嫖、赌、吸,无恶不作,完全背离了佛教真义,极大地损害了佛教的形象使之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
其次,大和尚们只注重个人享受不能为广大僧众谋利益.即使是有寺田十百千顷的丛林,既不开堂参禅习教又不接众褂单,所有的寺产均为住持僧一人挥霍享受.如河南的长老方丈们穿的都是绸缎衣服,不像“三江各地的僧伽衣履整齐大袍大袖,他们小袖长衫,炫目光彩之色,皮鞋、洋袜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以致有冯玉祥驱逐僧尼、掠夺寺产的事发生.云南长老方丈们的工作就是吃、喝、嫖、赌,“吃完饭向大烟床上一倒,小和尚替他烧烟、倒茶,脾气来了,拿小和尚做个出气桶.”怪悟的《和尚的种种色色》一文,对和尚的生动描述可使我们对此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他说,方丈和尚食的是百味美食,卧的是铜丝铜床,侍者随意呼唤,出门游玩,高车大马；法师和尚虽然开口就讲仁义道德,其实心中却男盗女娼,其弘扬佛法也是骗人钱财的招牌；知事和尚对其势力所能及的一般僧人,稍不如意就香板加身或罚跪,甚至以“不守清规”而逐出山门.大和尚们的挥霍使丛林负债累累,甚至为了偿还债务而变卖寺产,“动辄闻有某寺负债几千几万,皆在今日中国丛林中比比见也,负债之不能脱,于是只有图谋变卖寺产之一途了”这些住持大和尚们除了挥霍及为自己谋相当的利益外,对整个的佛教没有顾及.他们作为佛教的既得利益者,拥有大量寺产不但不做佛教事业而且还反对别人建设模范道场,不但不教化为数众多的徒子徒孙而且还百般阻挠有志青年求学.纵使有时想到佛教的前途,也是觉得“佛教到了末法时代已不可挽救了”.
再次,僧伽执着于私利,形成“尔为尔,我为我”一盘散沙的局面.僧人之间无不以“无事为清净,以各自打扫门前雪为本分”,彼此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甚至幸灾乐祸隔河观火.即使是在同一法门内,法门眷属间也是互相排挤“动辄日某某僧是某方可用,某某方僧人不可用”于是,一寺之内除同党、同派者,外人不能参和其中.由寺产的纠纷引起的诉讼司空见惯,甚至各自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时时阻挠佛教统一机构的发展,挑拨分裂僧众的感情,致使僧人间彼此水火不容.纵使是在面对外界的迫害时也不能团结一心,“甲僧受害乙僧毫不关心,乙僧受害丙僧毫不痛惜”,以致很多寺庙产业被提,僧伽无家可归.僧人间争权夺利、互相攻讦、彼此倾轧,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维护个人私利上而完全忽略了对整个僧团乃至佛教的积极建设,严重阻碍了佛教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世俗社会攻击佛教的重要把柄.
义学研究的衰微
佛法之和僧伽犹如唇齿之相依.由于作为僧人载体的僧团混乱不举、僧众的素质普遍低下；同时受对禅宗“不立文字”的误解和净土一句“阿弥陀佛”佛号的影响,教典被束之高阁；再加上,相当一部分僧伽将佛教的功能定位于祭祀、求福佑、作经忏等一些宗教仪式上等的影响,很多佛徒根本不能理解佛教的本旨,他们只知道黑漆一团的参禅和吃饭等死的念佛,抹煞了研究教理为佛徒应有的责任,从而导致思想上的愚昧、无知.可端对此深有体会,他在谈到当时佛教义学研究时说“今日佛法之凌夷衰微已达于极度”：有的僧众诵经以求冥福,谈天堂地狱之说以惑愚民,将淫邪不经之神夹杂在佛庙内任人求祷,只徒香火茂盛借此敛钱.但更多的是热衷经忏,乃至荐亡送死以赚取报酬,他们只晓得学几句经忏以谋衣食,而从不留心经典.甚至还有一些僧众既不受戒又不看佛经,没有任何佛学知识,只是种地收粮食和农夫没有任何分别.尽管也有极少数佛徒不贪慕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或居山住洞,或寄迹丛林,或参禅,或念佛,或看经典,但对佛教专精的少之又少,散漫昏暗、爱享清福、虚度光阴的数不胜数.虽然寺庙里也有讲经法师但他们只知道背诵注解而绝无自己的任何见解,遇到弄不清楚的地方就以“不可思议”搪塞过去,以至“乱抄经典及当世各佛学家的言论胡乱拉杂起来”.很多僧伽做了一世和尚“竟不辨何者为佛,何者为菩萨,何者为淫神只要看见偶像就朝他礼拜”.甘悲在庙产兴学运动中说,僧伽“对佛教是什么东西的问题没有认识,对于释迦牟尼佛所说教理没有了解的关系,我们一跑到大小寺院去游玩碰到高等式的僧侣问他们佛教真义是怎样,除说给我们一些荒唐无稽神鬼之事所答非所问外,于佛教真义没有能说一句半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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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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