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时期西方文论翻译和出版是关于西方文论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西方文论柏拉图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民国以来的西方文艺理论翻译,为新文学的生产和创作建构起文学话语规则.然而无论是通过最初的日本中转还是后来的直接从原本翻译,都存在“西方化”和“本土化”的两难,在翻译上具体表现为转译、节译、改译和编译等问题.从出版的角度说,西方文论的兴盛多多得益于于现代出版业的繁荣.同时拥有外语背景和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也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和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和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和现代、“西方化”和“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和“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和“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和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和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和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和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 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和俄苏文论相继地参和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和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和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 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和1928年由未名社和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由启智书局和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宪章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 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俍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和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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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接受理论视角下提高西方文学翻译质量刍议 【摘 要】 西方文学翻译在引入西方优秀文学作品、促进中西方文学艺术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当前西方文学翻译的质量普遍不高。接受理论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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