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卑贱意识和作为历史证言文学批评是适合文学批评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学批评的价值和意义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一
“卑贱意识”是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一个概念,和此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是“高贵意识”.在黑格尔看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个体意识和外部社会权力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来实现,这个社会权力指的是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财富的权力.在精神自我实现的最初阶段,个人意识和社会权力之间是和谐的、顺从的、一致的,后者对前者有一种“内在的尊敬”感,黑尔格认为此时的个体意识具有“高贵意识”的品质.事实上,黑格尔提前预设了精神的本质在于“自为自在”,这便意味着它最终要从诸种限制性条件中解放自身.所以当个体意识和外部社会权力进入一种对抗、质疑的关系时,一种新的精神品质便产生了,即“卑贱意识”：
它（个体意识）视国家的统治力量为压迫和束缚自为存在的一条锁链,因而仇视统治者,平时只是阳奉阴违,随时准备爆发叛乱.
简而言之,在黑格尔看来,精神的自我实现从“高贵意识”到“卑贱意识”,是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卑贱意识”的出现也就意味着精神实现“自为自在”的状态成为可能.
如果我们注意到,黑格尔得出上述哲学论断时,使用的例证却是一部文学作品,即狄德罗《拉摩的侄儿》；那么,在不扭曲黑格尔基本哲学观点的前提下,未尝不能把他的这个写作片段视为一种“复杂”的文学批评.事实上,这也是黑格尔的写作年代里一个非常典型的文化现象,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皮埃尔·马舍雷的话来说：
文学和哲学错综复杂地混合在一起.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历史在两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正式分割的时刻为止.这个时刻大概是在18世纪末,即“文学”这个词被开始用于现代意义的时候.
简单说来,如今我们所谈论的文学以及谈论文学的方式（文学批评及其相关理论）是文化分工、历史生产的结果.事实上,我感兴趣的并非是“文学”“哲学”乃至“历史”等学科现代性话语的建构历程.恰恰相反,在现代性话语尚未充分展开或者说文化分工的律令尚未成为权威意识的时候,这种边界模糊的写作所充分体现的自由度、创造力和建构性,才是我关注的重心.
二
重提黑格尔的这个写作片段,一方面是因为类似的写作现象在此后诸多思想史、哲学史中的大师的写作中保留下来；另一方面,无非是在构想一种开放、含混、模糊文体类型却又极具思想张力的写作,之于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可能性.
在重建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有效性,需要重视黑格尔式的“复杂”文学批评所彰显的一些启示.很显然,从形式上来说,文学批评之于文学是一种“依附性”关系,这也是文学批评作为“次要的”“从属性”的写作,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然而如何理解这份“依附性”焦虑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首先,从形式上讲,从文学作品到哲学观点的写作过程,其实是一个文學批评摆脱“依附性”关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颠倒了其和批评对象的从属性关系,把作品变成了素材.经由批评对象这个“ ”,文学批评恢复了其作为“写作”主体性和开放性.这便意味着,“文学批评”超越所谓“文学”边界,自由地出入更为广泛、多元的表达领域成为可能.
其次,“依附性”关系能否被有效地扭转,还取决于文学本身是否具备某种属性,这种属性主要体现为,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其内容/形式本身及其和历史语境的关系是否具有典型性,即某种表征意义上的“症候性”.具体而言,这部《拉摩的侄儿》在黑格尔及其以后的年代里曾被歌德、帕斯卡、马克思、弗洛伊德等思想/文学大师谈论过,并被黑格尔称之为“现代文化的境遇、精神状况的范本”,它在根本上涉及的现代社会中作为个体的人的“自我”觉醒和分裂（或称“异化”）,这不仅事关黑格尔所处年代的“时代主题”,而且事关此后历史进程中不断被提及的重要人文、社会话题.所以,正是这部作品所呈现的“症候性”为黑格式的、超越“依附性”关系的、复杂的写作提供了可能性.借用黑格尔另一个概念来说,这其实是“依附性”关系的“辩证法”.
再者,根据前面的分析,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即文学批评只有主动介入具有“症候性”的文学作品,才能摆脱依附性的焦虑,成为某种精神资源参和到历史语境中的社会、思想、文化建构中.这便涉及了文学批评的公共性问题.黑格尔的“卑贱意识”的意义正在于,它提醒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只有具备了“卑贱意识”的文学批评方能以更为清醒、独立的姿态发挥其文化政治功能,有效地参和到历史进程中.
三
尽管黑格尔式的复杂的文学批评这种写作现象一直持续于此后的历史中,但是从理论上为这种文学批评写作方式辩护,却只是少数批评大师孤独的探索.这大概是因为文学批评在现代性话语建构的开端所确定的方向,和文学有所不同而造成的.在这里仅举几个典型的例子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问题.“文学”在“哲学”“历史”分离之后,获得了鲜明的主体身份以及源源不断地理论支撑.而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建构起点,却显得来路不明,身份卑微：
有一块希望的土地,批评只能够对它做出召唤.这块希望的土地并不是我们可以进入的,我们将死于荒野：或许,从远处向它致敬,这在同时代人中间已经是最高的荣誉了；当然它将成为后世所加以评论的最好的题目.
如果我们知道这句话出于文学批评现代性话语奠基人之一马修·阿诺德之口,那么便不难明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身份的起点依然是,向文学致敬的从属之物.换而言之,“死于荒野”的文学批评成为一种“次要的”文体和话语.
一百多年之后,杰弗里·哈特曼将这句话印在了那本著名的《荒野中的批评——关于当代文学研究》的扉页上.哈特曼并非为了致敬,而是把阿诺德代表的批评观念传统,即“文学世界中指定给批评的处于二流地位的那种非创造性的和附属的功能”的这种偏见,当作解构、批判的目标.哈特曼指出：
因为所有的批评都必定需要一种再思考,这种再思考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其他的人也认为它是创造性的：在研究和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种再思考是一种对于非真实的事物的存在和对于关于存在的虚构的一种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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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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