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是适合湖湘文化形象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湖湘文化形象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对它的自觉意识与主动建构却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自康熙年间湖南与湖北分治以来,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日益高涨,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工程.通过科举分闱、编修省志等活动,不仅获得了独立举办乡试的权力,而且构建了一套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叙述体系,凸显了湖南文物教化日新月异的气象.通过修纂地方诗征、地方文征,向世人集中展示湖湘文化史的成果,再现了湖湘文化的风采,改变了湖南群苗杂处、边僻无文的形象.这些文化建构活动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清代；湖湘文化；建构；形象
[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1763（2013）01—0035—06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历史地理条件不同,造就了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是以在历史上,以地望名学的现象屡见不鲜,宋代有关学、洛学、闽学、湖湘学之分,清代汉学有吴学、皖学之别；晚近则有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之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地域文化差异的自觉意识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落差.这就使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探讨大多带有“事后追认”的性质.至于如何追认,凸显地域文化的哪个面相,塑造地域文化什么样的形象,则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换言之,人们塑造出来的地域文化形象是客观历史与主观建构“共谋”的结果,既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导引,包含着人们的希冀与理想.本文试以清代湖南省对本省文化的总结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为例,对此作些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一必有专志,而后为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有意识地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却是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在时人的言说中,行省不仅意味着行政上的分治,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历史文化叙述体系,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行省.[1]这种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激发了他们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的热情,并通过编修省志的方式,为湖南制作了第一张文化名片.（一）“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
湖南古属荆楚,与湖北分别称为楚南、楚北.又因地处湘水流域,故简称“湘”.唐代置“湖南观察使”,始有“湖南”之名.元明时期,湖南与湖北同属湖广行省或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始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控制南北,领九府四州.至雍正二年（1724）,设湖南巡抚,“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湖南正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随着行政上的独立,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也在萌发,首先表现为对科举分闱的诉求.
清初湖南文化落后,是无庸讳言的事实.清初河北大兴刘献廷曾小居湖南,曾发出“无半人堪对语”的感叹[2],从侧面说明了外界对湖南的观感.晚清湘人郭嵩焘承认：湖南历汉唐千百年来,虽然“魁人杰士挺生其间”、“文章节义,尤称极盛”,却“风气久而未开”[3]P523；自元代合荆湖南北及粤西为湖广行省以来,集诸路士子试于行省,近五百年的时间里,都视湖南为边郡之地,“言文学者弗及也” [3]P523.湖南虽然文章节义极盛,却被视为风气未开之地.郭嵩焘还推论,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在于“科名仕宦之未显,其气固郁而不扬” [3]P523.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年第1期张晶萍：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衡之以事实,郭嵩焘所言不为无理.清初两湖合闱乡试,而乡试地点则设在武昌.凡乡试大比,湖南士子需涉洞庭湖、远赴武昌,“客场”作战；而湖南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或仅逾十分之三.[4]科举中额之多寡固然不能说明地域文化本身的高下,但在人才多由科举出的时代,此种情形至少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湖南人才的发展,也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声誉.这是湖南亟需改变的.
自湖南设布政使司以来,本省士人即感家乡已是文风鼎盛,不愿意继续依附于湖北,要求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历任地方官也反复上奏,吁请分闱,一则强调本省文风已开,再则宣称洞庭湖风大,交通不便,“部议愈坚,请之愈勤” [3]P523,如是反复请求十余年,终于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获准自建贡院； 雍正二年（1724）,正式分闱,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独立举办乡试不仅是一个省的行政权力的体现,也为湖南风气大开、人才奋起奠定了基础.是以论者谓：“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3]P523 （二）“有省必有志,有志乃成省”
对于一个独立的行省而言,仅仅有举办乡试的权力还不够,还需要争取对湖南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阐释权.是故湖南建省后的又一举措,是编修求独立的《湖南通志》.
此前,湖南湖北合为一省,只有《湖广通志》,而无《湖南通志》.湖南建省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雍正十一年（1733）两次纂修省志,仍仿前朝合湖北、湖南于一志,曰（康熙）《湖广通志》、（雍正）《湖广通志》.又将修志的机构设于武昌,“大湖以南,远隔千余里,文移往返,动经时月”,导致所修《湖广通志》“北详而南略”[5]硕色《序》.在《湖广通志》中,湖南山川人物“类多不详” [5]硕色《序》,如屈原之忠谠,朱张之芳踪,元公道脉之流传,西山政教之遗泽,乃至地方官吏之善政良法,这些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都未能记载.这使湖南地方官员与本土文人学士极为不满.
在他们看来,地方志是了解舆情最重要的依据.官斯土者,览志“可以得经理之道,拊循之方,驾驭之术,修省之宜”.[5]夔舒《序》.而详北略南的《湖广通志》显然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湖南与湖北既然分治,理应有一部独立的省志.诸人认为,自从康熙帝设湖南布政使司以来,湖南“官制府库之备,一如他省,骎骎乎都会之雄,与湖北之鄂渚埒”[5]杨廷璋《序》,而省志依附于湖北,不能自成一书,“非体也”.而且,“天下郡邑,莫不有志.湖南虽弹丸之邑,皆有专志,省独可无专志乎！”[5]夔舒《序》既然郡邑都有志,省就更应该有志.有专志,才能证明湖南已“自为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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