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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围绕《七略·诸子略》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为《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一为《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问题.《诸子略》的分类是兼顾学术分类和目录学的需要,虽然略有混淆,但总体看来仍是自成一体.《诸子略》也没有明确提出“诸子出于王官说”,刘歆的古文经立场是解读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诸子略；分类法；王官说
中图分类号：K23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4－0073－04
《汉书·艺文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目录学篇目,其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班固编撰《艺文志》的时候,并非全为自创,而是有所依据,其主体部分是西汉刘歆的《七略》.史载西汉成帝时,汉廷又对天下书籍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理,并“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校一书,就由刘向“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形成了《别录》.刘向死后,由其子刘歆续其业,“总群书而奏其七略”,包括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即所谓《七略》.这两本书现在均已散佚,但《七略》经班固略加损益编订为《汉书·艺文志》,只不过将辑略部分散入其他六略,《七略》的主体部分仍然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据《艺文志》作为研究刘歆《七略》的基本资料,大体是靠得住的.
在刘歆《七略》中,学人关注较多的是《诸子略》,特别是其中“九流十家”的划分,历来争议不断,而且毁誉参半.古今学人关注的焦点不外两处,一是“九流十家”划分的标准问题；二是《诸子略》与“诸子出于王官说”的关系.
一、《诸子略》的分类标准问题
刘歆《诸子略》是在图书整理的过程中形成的,首先是一种目录学和图书分类的需要.这一点就整个《七略》的成书来讲,也是很明显的.如前所述,成帝时大规模整理书籍,由于参与者的知识所长和书籍内容的差别,整理者一开始就有不同的分工,即由擅长经史、文学的大夫刘向校对经传、诸子、诗赋；通晓兵学的武官任宏校对兵书；通晓天文历算的太史令尹咸校对数术类书籍；具有医学知识的侍医李柱国校对方技类书籍.刘向在各人工作的基础上加以总结,形成《别录》,从而为刘歆《七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七略》中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六类书籍的分野,在刘向等人的分工中已经得到了初步体现,《七略》是其进一步系统化和凝练化的成果.因此,《七略》的出现首先是图书分类的需要,即目录学的需要.
具体到《诸子略》,这种情况应该也同样适用.《艺文志》中记载的《诸子略》部分的书籍繁多,“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嘲,这个数字虽不能直接等同于《七略》中诸子书籍的数量,但两者相差不会太大,无碍于我们评估其总体数量.这么庞大数量的书籍,仅凭刘向或刘歆一人之力是很难完成校对的,应还有不少辅助的人,因此《诸子略》图书的校对是集体劳动的结果.既然是集体劳动,分工则是必须的,而分工的标准同样应是各人的学识所长和图书内容的性质.据笔者分析,在校对《诸子略》类书籍的时候,应是对每一种书籍先大体浏览,做一简单归类,然后再依照类别由相应的人进行细致的校对.这一简单分类的过程,应该就是《诸子略》“九流十家”分类法的基础.
如果细观《诸子略》的分类,这一点就更加明显.据《艺文志》,“九家十流”分别是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十家之中,前六家承袭自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后四家则是《诸子略》新增.司马谈主要是从学术的角度探讨前六家的学术优劣,因此其《论六家要旨》也主要被视为学术史著作.刘歆编订《诸子略》时,无疑受到司马谈的影响,将其对六家的分类直接引入《诸子略》.但这种引入也带来了一些混乱和矛盾,因为司马谈主要是从学术层面展开的学派分类,对各种较为实用的学问存而不论.而刘歆的《诸子略》首先是一种目录学上的需要,同司马谈的分类方法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得不扩充类别以满足图书分类的需要,后四家也就应运而生.
关于前六家和后四家分类方法的不协调,不少学者都有关注.以近代学者梁启超为例,他认为《七略》承袭自司马谈的六家较为恰当,“司马谈所分六家,颇能代表战国末年思想界之数大潮流,应认为有相当之价值,刘略(即七略,作者按)踵之以置诸九流之前六,盖亦觉其无以易矣.”但继而指出刘歆所新增的纵横、杂、农、小说四家作为独立的学术流派,颇不可解.梁启超指出：“纵横家次于六家后者,盖以苏张一派,传书不少,既于六家一无所合,故不得不广六以为七.然九流皆以明道术为主,换言之,则思想界之渊从也,苏张一派,能在思想界占一位置与前六家并乎,决不然矣.杂家次在八,凡书之不能隶前七家者入焉,为编录方便起见,殆非得已,然既谓之杂,则已不复能成家等农为一种职业的学术,其性质与医、兵略同等姑列为一流以附于诸子,有恐其与专明理论之书相混,特次于杂家以示别也.小说之所以异于九家者不在其涵义之内容,而在其所用文体之形式”.因此,梁启超对新增四家的学派独立性持怀疑的态度,甚至认为“分诸子为九家十家,不过一种目录学便利”,完全否定了《诸子略》在分类上的的学术观照.
梁氏的质疑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在他看来,刘歆觉得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分类精确、恰当,不可改易,所以直接加以引用.但这六种又不能囊括《诸子略》的全部书籍,基于图书分类的便利,又根据剩余图书的内容和性质,新增了纵横、杂、农、小说四类.梁氏的此番论说,虽也略有不当之处,但他能够看出《诸子略》“九家十流”分类上的内在矛盾,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那么梁启超的说法是否真的就代表了刘歆《诸子略》分类的真实意图呢?恐不尽然.对于《诸子略》承袭自司马谈的前六家古今没有多少争议,焦点多集中在后四家上面.笔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诸子略》中设置“杂家类”的意图.杂家类,就其字面意义上讲,应是内容繁杂、无法划归类别的一类,理应放在图书分类的最后,即第十位,方才合乎逻辑.但在《诸子略》中,杂家位列第八,这就暗示我们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关于“杂家类”,《艺文志》称其：“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即在刘歆看来,杂家类书籍也是关于学术思想的书籍,只不过其学无所主,不能归人前面的某一家中,只好视为“杂家”,放在那些学派性质单一的诸家之后.因此,在刘歆的整个布局中,“杂家”并非是相对整个“诸子略”而言,而是相对于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七家而言.也就是说,在《诸子略》的体系内,包括纵横家在内的前七家都是具有完整体系的学术派别,杂家的内容混杂,只能单独成类.
这一点,梁启超也意识到如前所论,他认为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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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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