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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是谁能够左右的,恰恰相反,它能左右社会
国家层面的慈善制度建设严重滞后
《中国慈善家》：近几年,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很快,政府也不断出台积极政策,但前不久你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制度建设几乎不成体制,真有那么滞后吗?
王名：慈善的制度规范有国家层面、组织层面,我上次是讲国家层面的制度规范.这个层面有一些制度,但主要是对体制内组织的规范,并不面向全社会,而且非常粗线条.针对社会力量参和慈善的制度也有,但不多,除了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还有民非、社团的几个条例,1999年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很有创意,但一直未能施行,立法方面基本就这些.
《基金会管理条例》尽管也有很多问题,但我认为它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它之前,是1988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 ,仔细研究一下就能发现,它真正想规范或者真正想保障的还是体制内的慈善力量.
《中国慈善家》：在这几个条例出台前,靠什么推动社会力量参和慈善?
王名：早期是通过体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农民没有启动资金,无法实施联产承包责任制,于是政府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展农村合作基金会,它的基本方式就是向社会募集资金,以公益慈善的方式解决农村问题.后来成为全国运动,募集的资金有十几亿,规模相当大.
那个时候没有立法,体制本身就是制度,就是资源,通过这种资源和制度动员社会力量参和慈善事业.最典型的就是 作为中顾委主任,出面捐了3000块钱给希望工程,作为一种体制,同时也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来动员社会资源.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准确地说,这个阶段一直延续到《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
《中国慈善家》：这个条例颁布之后,出现了哪些变化?
王名：首先是体制外的慈善力量迅速发展,出现了一批“黑马”,到了第二个阶段.我认为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就是老百姓也可以办基金会了,虽然注册的门槛很高,但以前有钱也办不了.另外,条例颁布前是以公募基金会为主,现在非公募基金会已经远超公募基金会,社会组织成为慈善的主体性力量.这种制度为社会力量参和慈善事业提供了很重要的保障.
《中国慈善家》：社会组织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
王名：和慈善事业一样,也经历了从体制内到体制外的过程.早期的社会组织,包括社团、民非、早期的基金会都是体制推动.我认为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95年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同期还召开了NGO论坛,我们开始注意到有一种社会力量叫做非政府组织,而且地位不可低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出现了大量非政府组织,有很多是做慈善活动的.这些组织更多是从项目的层面来推动慈善事业,有的项目往往调动全国、全球的公共资源,用于解决特定领域的社会问题.
还有一个是草根层面.这种项目很多是从国外引进的公益模式,境外非政府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像乐施会、基督教救世军,他们有的是面向贫困儿童,有的是面向生态环境保护,有的面向沙漠治理,各种各样的.我们做过很多这方面的调研,比如艾滋病、结核病以及被忽视的罕见病人群,有些NGO做了长期的努力和工作.
《中国慈善家》：缺乏制度规范,对于社会组织来说非常棘手,而且风险不可控.
王名：前几年,很多媒体报道公益慈善领域的事件和问题,我们去批判这些组织和个人的时候,有一定道理,但回过头来要思考,当时的法律哪里去了?维持一个大型的公益项目,除了内部的组织性规范,乃至个人的规范之外,还需要有外部的、刚性的法律规范,而我们基本上没有.在没有外部制度规范的情况下,这些组织其实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比如青基会,他们会说没有任何要求给我,我是按照我的理解,甚至按照基本伦理来做事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已经做得最好了.但还是出现了问题.
《中国慈善家》：但在同样的制度条件下,有些项目或者组织也做到了长治久安.
王名：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比法律的作用更大,包括大型项目也是这样.像希望工程这样的全国性项目,制度的作用是来自于法律,还是来自于组织?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组织.希望工程要从政治层面考虑它的规范性、有效性、透明度,很多东西跟法律没有太大关系,尤其是早期.现在有关系了,因为相关的立法要求越来越高.
当前是社会领域整体立法的重大机遇期
《中国慈善家》：十八大、三中全会以后,你一直提希望建立一套适应深化改革、市场经济的慈善公益法律体系,那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名：理想的状态是先进行顶层设计.但现在谈顶层设计有点脱离实际,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最有可能实现突破的制度建设就是慈善法,它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有可能在总体上提出一个新的框架.具有统合性、一般性或者很强的整体建构性,我觉得这是大家对慈善法的主要期待.但是光有慈善法还不够,在最近两年的全国政协会议,包括去年俞正声出席的政协双周协商会上,我都提到社会组织基本法,后来跟民政部、全国人大法工委沟通,他们也认为这个法律非常重要.
从相关部门传递的信息来看,这两个立法的可能性最强.从全面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理解、把握社会领域的整体立法,当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机遇.公益慈善领域,目前基本上无法可依.已有的法规正在转型或者修订,新的东西又没有出来.
《中国慈善家》：如果这两部法律并行推进,它们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
王名：在慈善法讨论初期,我一直强调不要把它做成一个促进法或者一个专项的法律,而是一个基本法,能够为后续的一系列立法留出足够的空间.最近我了解到,今年可能会启动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议程,民政部还专门开了一个座谈会.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慈善法还是不要作为一个基本法,它的作用应该由社会组织基本法来承担.
如果没有社会组织基本法,慈善法能够起到一定的基本法的作用,但是前者面对的是整个社会领域,除了慈善,还包括相当一部分非慈善的事业.如果有这样一个法律,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领域的全面深化改革,会起到一个纲领性的作用、总体建构的作用.它能够覆盖社会领域一般性的主体,哪怕是一个粗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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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资格还是行为:慈善法的公募规制 摘要：本文通过对《慈善法》设立的慈善公募资格行政许可制度的讨论，指出资格许可被用于规范行为结果的目的上时，是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場选择，其效果既不能。
2、 慈善组织政府监管困境其法律规制 摘 要：慈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慈善捐赠已成为衡量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但目前我国还存在慈善组织自律性匮乏、慈善信息透明度模糊、慈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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