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公共选择视角下中国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政策执行机制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公共选择视角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 环境规制的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文章以皮科克的政治市场结构理论为切入点,运用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中国环境规制过程中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以及政策执行市场的特有方面.研究表明,制度结构决定了环境规制中政治市场结构的独特运作机制.财政分权与政治晋升机制使地方政府热衷于为增长而竞争.公众无法有效约束地方政府行为,而企业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又存在着共容利益.在政治与经济双重逻辑下,地方政府倾向于采取环境规制“趋底”的竞争策略,进而导致了环境规制失灵.
关键词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公共选择；政治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41-07
一、问题的提出
伴随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水平以及相应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却仍居高不下.在学术界普遍关注这种鲜明对比现象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思考：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世界性共有现象,还是蕴含着中国特有规律抑或“中国特色”?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环境外部性以及相应的市场失灵为政府进行环境规制提供了合理空间.环境规制也由此成为了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方面.然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并非完美,规制同样存在着外部性（李郁芳,李顶峰[1],2007）.较早的文献以及部分最新文献对环境规制失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文献停留在从“政企博弈”或“政企合谋”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失灵.环境规制中的政企博弈侧重于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规制的执行力度被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所减弱；持政企合谋论观点的文献更关注于,政府与企业通过某种纽带使政府与企业处于利益共同体中,政企的共容利益使环境规制失灵.显然,以上研究视角把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所处的制度结构视为外生变量.然而,制度结构对政府行为偏好的形成以及行为选择具有决定性意义.政府行为选择源于激励模式,激励模式正是决定于其所面对的制度结构.因此,环境规制失灵的“政企论”显然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随着财政分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被引入到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近年来对中国环境规制的研究深度不断深入,且更加重视“中国制度特色”.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该领域还没有形成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以及相对一致的共识.事实上,环境规制不仅仅是政府—企业的双主体行为,从更本质、更深入的视角看更是一个政治中的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非市场决策行为,每个与环境规制相关的行为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众）都是在一定制度结构中利益驱使下选择自身的行动方式,并相互博弈.因此,在研究环境规制时,忽视公共选择过程而单纯的探讨政企博弈或政企合谋则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理论视野.这无益于环境规制问题本身的研究,也不利于环境规制失灵的治理.
基于此,本文的创新是试图通过公共选择学派理论,以Peacock的政治市场作为逻辑起点,以不同制度结构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作为分析对象,阐释中国式的环境规制竞争的内在特征、机制及其效果.这有助于深化对以下三个方面内容的理解：环境规制中地方政府行为决策的源泉；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机制与策略；不同利益主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公众）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制衡作用.
二、环境规制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
环境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具有科层制结构的组织形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不同层级的两个节点.既然政府规制是纠正环境外部性的相对完美形式.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环境规制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承担更有效?一方面,从信息有效性与对称的角度看,由于较为接近辖区企业与公众,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环境规制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偏好也能得到相对有效的显示；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中的地区外溢性是环境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中央政府对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行为应该承担监管与协调职能.否则,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产生环境治理中的“囚徒困境”.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环境规制的任务通常由中央政府委托给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政府间委托代理链条得以形成.
然而,环境规制并非是政府间单向的委托代理过程,而是涉及到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互动过程,存在非单纯的市场决策程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环境规制的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以布坎南[2]（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而成为本文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力工具.布坎南以个人作为逻辑起点,以市场过程的思维研究政治过程与公共决策,完成了“经济人”范式与“政治人”范式的融合与统一,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政治市场的主体同样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范式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局限.因此,环境规制行为在本质上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政治活动.基于此考虑,本文沿用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增进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本质的认识.
将政治制度纳入到分析中,我们无法回避政治因素对政府行为的影响.为研究方便,本文假定中央政府是“中性政府”,代表泛利化的利益,以社会总产出或福利最大化为施政目标.环境改善必然是社会福利增进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假定,中央政府在主观上成为环境规制政策的“拥护者”.因此,环境规制行为、力度与效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与倾向.经济学诸流派对地方政府本质的讨论众说纷纭,是“良性”或“中性”的,还是具有“怪兽”特征?从时空双重维度观察,地方政府并非先天就是好的还是坏的,而是取决于其行为所面对的情境.此情境即是所处的制度结构.正如Acemoglu,Robinson[3]（2012）所言,某些国家具有包容性（inclusive）体制,而有的国家却是掠夺性（extractive）体制,不同体制性质所衍生出的地方政府行为必然不同.从公共选择学派理论看,作为环境规制主体的地方政府必然是在既定制度约束下的理性“经济人”,而这种理性也可能使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具有非完美性,颠覆了主流经济学长期以来把政府作为公共利益代表的观点.在此讨论下,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过程中并不一定按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式,其目标是实现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正如布坎南所言：“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官员时,其品性不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由人组成,政治过程中人的理性化衍生出地方政府行为的理性化与自利化.这种理性与自利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环境规制目标的公共性与规制过程的公正性.因此,在公共选择的分析范式下,我们就合理的避开了关于地方政府本质无休止的论争,而转向了一个更加逼近“现实世界”的问题：何种制度结构使地方政府所施行的环境规制政策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何种制度结构使环境规制被纳入到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
总结:该文是关于公共选择视角论文范文，为你的论文写作提供相关论文资料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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