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梁启超护国运动思想是关于护国运动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护国运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梁启超在清末由革命家变为君主立宪主义者,辛亥革命民国建立后,又转而拥护共和；民国元年结束其十四载的流亡生涯归来,组织政党,担任阁员,对民国初年之财政、司法、外交,乃至于整个国家大计,直接间接,皆担任决策角色.护国之役,游说陆荣廷、龙济光,其表现与革命家无异,张勋复辟时更是站在了老师康有为的对立面,其拥护共和不是一时,其对共和的支持是长期的信仰.
关键词：梁启超；蔡锷；共和；护国运动
(一)护国运动前中国的国情
20世纪初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革,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近代化进程相比之前的洋务运动时期明显加快了,旧的观念在新兴知识分子的大力宣传下被许多人抛弃,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也使做到封建制度和思想逐渐瓦解,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气象,共和成为大势所趋.
1915年,袁世凯的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 ,称中国人民民智未开,不能实行共和制,只宜实行君主制.随后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胡瑛、李燮和等六人发起了筹安会,袁世凯的称帝行动正式开始.在国内,袁世凯称帝倚仗的是自己的军事实力,二次革命后国民党的实力已经大大削弱,国内已经没有可以和袁世凯抗衡的军事力量；外交上袁世凯又争取了帝国主义各国对其称帝的支持.值做到注意的是北洋系的冯国璋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称帝的,在袁世凯称帝前更是准备和梁启超一起去北京劝说,这也为后来袁世凯手下各大将通电要求取消帝制埋下了伏笔.
1914年底,袁世凯改国务总理为国务卿,大封诸侯,种种复古做法,“举动越看越不对了”.1915年初,袁克定在宴席上与杨度“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同年5月,帝制传言越来越多,梁启超即与江苏将军冯国璋进京,想以冯国璋的军事实力和自己的辩才加以劝阻,在梁启超的自述中,冯国璋对他说：“我之辩说远不如子,子之实力亦不如我,必我与子同往.子反复予以开导,我隐示以力为子后盾,庶几千钧一发,危机可挽.”袁世凯称自己不会称帝,梁启超仍然存疑.8月,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发表,随后杨度的“君宪救国论”也出现,“六君子”的筹安会成立,梁启超遂发表《异栽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进行驳斥,袁世凯充耳不闻,并于12月12日称帝.
(二)辛亥革命后梁启超思想的转变
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曾附和其师康有为,发表“新中国建设一文”,主张虚君共和,仍旧是君主立宪者.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后,梁启超不再继续坚持以前的政见,而是表示拥护共和.“夫今日我国以时势所播荡,共和之局,则既定矣,虽有俊杰,又安能于共和制之外别做到活国之途?若徒痛恨于共和制之不适,袖手观其陆沉,以幸吾言之中,非直放弃责任,抑其心盖不可问焉矣.夫为政在人,无论何种政体,皆以国民意力构造之而已.我国果适于共和与否?此非天之所能限我,而惟在我之自求.”
梁启超的这一转变是有原因的,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度畅言革命,而到1903年又放弃了革命言论,再次走山君主立宪的道路,但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已是穷途末路.二是辛亥革命后立宪派的许多人士已转而拥护共和,再加上他原本就信仰共和,从而梁启超不仅在口头上宣布拥护共和,更是为共和而奋斗,1915年至1916年护国讨袁,1917年反对张勋复辟,都可以看出他为共和所做的努力.
(三)梁启超护国反袁思想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护国运动的思想武器,这是梁启超护国反袁思想的代表作.“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之名词也,共和与非共和,则国体之名词也”,就是只关心是否立宪,不管君主或共和.“政体诚能立宪,则无论国体为君主为共和,无一不可也；政体而非立宪,则无论为君主为共和,无一而可也”.
袁世凯称帝,不听他人劝说,“袁项城拒谏饰非,作伪术之巧妙,登峰造极,古今无可伦比”.梁启超即以“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来打击帝制阴谋.这一理论思想来源于梁启超在民国元年归国时说的“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对于政体则悬一理想以求必达”.梁启超归国的时候,革命党人认为他主张君主立宪,反对共和,民国刚刚建立,必然会遭到梁启超的反对.梁启超则认为这是没有真正了解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他说：“立宪派人不争国体而争政体,其对于国体主维持现状等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这表明梁启超在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民国建立后则拥护共和.清末主张君主立宪是“维持现状”,民国建立后拥护共和是“承认现在之事实”,追求立宪,则是“贯彻将来之理想”.
(四)梁启超消极的革命思想
改良派虽然也能像在护国运动中那样发动并且领导一场革命,但是其对革命的破坏后果看的很严重,只有在被逼迫到绝望的情势下才会极其被动地走上这一条路,这和革命派的主动出击大相径庭.如果说革命派的革命心理是“希望”,那么改良派的革命心理就是“绝望”,因为改良派从不相信革命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其发动革命只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而已,这是在共同革命中区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键.
改良派在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胜利的革命之后,不仅没有喜悦,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一种因大规模流血暴力而产生的负罪感,最典型的是蔡锷“盾鼻集序”：“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动干戈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等吾侪躬与于不祥之役,固宜为不祥之人也.等但使国中干城之彦,缙绅之英,惩前毖后,鉴数年来酿乱积弱之原而拔塞之,则此等不祥之事,何至复见,则先生与锷之罪,其皆可末减也”.
梁启超以一枝“富有魔力的笔”和蔡锷一起反袁,蔡锷相信其师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可以在全国掀起全国反袁的狂潮,梁启超相信蔡锷能够在西南建立坚强的反袁基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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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敬林,重庆师范大学（大学城校区）历史与社会学院2014级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生.
总结:本文是一篇关于护国运动论文范文，可作为相关选题参考,和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的新闻思想 摘 要：作为近代报刊的集大成者，梁启超在办报实践上获得了非凡的成就，他所提出的办报的四原则理论、报刊的社会功能、新闻自由的相对论观点以及相对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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