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北魏西郊祭天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北魏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北魏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鲜卑拓跋部传统的西郊祭天,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演化历程.祭天地点由早期的不固定转为固定发生过多次历史转变.始祖神元帝首次祭天选在夏四月,很可能与汉文化的历法思想密切相关.天坛四门的四种颜色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但追究源头则来自汉文化的五行思想.尽管道武帝皇始元年已经成为天子,但是在举行西郊祭天时则以“可汗”身份.这说明拓跋珪在北魏政权内,具有“天子”和“可汗”两种不同文化的称号.
关键词：西郊祭天；北魏；五行思想；天子；可汗
中图分类号：K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8）02-0111-07
386年拓跋珪重建代国,并在登国六年（391）举行了本民族传统的“夏四月”祭天.398年把祭天地点确定在首都平城西郊,即“西郊祭天”.①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学者分别从祭祀礼制、宗教信仰、政治关系和民族文化等角度对西郊祭天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厚成果.②但是鉴于祭天礼制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宗教文化和政治思想体系,除了学者们已经探讨过的问题之外,实际上还有很多谜团至今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本文主要对于西郊祭天提出以下四个问题.其一,由鲜卑拓跋部早期的祭天场所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其二,拓跋部如何确定夏四月祭天时间的.其三,西郊祭天时青、赤、白、黑四种颜色作为方坛四门,是否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其四,道武帝与很多大臣站在同等位置举行西郊祭天,他究竟是以什么样的身份祭天的呢?下面主要考察“祭坛方位”“祭天时间”“祭坛方色”和“天子与天之子”等四个相关问题.
一、祭坛方位
中原汉族政权把天坛建造在首都南郊的固定地点,即“南郊祭天”.鲜卑政权有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生活习俗,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其祭天场所又有怎样的特点呢?由于鲜卑人与匈奴人的血缘和文化非常接近,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比较他们的祭天场所.《汉书·匈奴传》记载：“岁正月,诸长小会单于庭,祠.五月,大会茏城,祭其（祖）先、天地、鬼神.秋,马肥,大会蹛林.”③可见匈奴人每年都以定期会盟的方式祭天,这说明他们的祭天场所没有完全固定.而鲜卑人的祭天场所,据《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记载：“以季春月大会于饶乐水上.”④这说明鲜卑人主要通过约期会盟方式祭天,也没有具体的祭天场所.《魏书·太祖纪》亦载：“登国元年正月”“郊天,大会牛川.”⑤道武帝重建代国首次祭天时,也是采用会盟方式祭天.但是在登国六年（391）夏四月举行祭天时,《魏书》则记载为“夏四月,祠天”⑥.可以看出,这里已经没有记载“大会”之类的会盟词语,从字里行间隐约可见,这次祭天已经比传统的“大会”方式,向固定的祭天地点迈进了一步.因为这时期的整个鲜卑拓跋部,已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击败其他政敌建立稳定政权,成为当前政治上的首要任务,所以分散各处的部族们,能够约期会盟共同祭天了.当鲜卑拓跋部由北向南迁徙,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全面好转以后,并从游牧生活逐渐走向定居生活时,便开始出现固定地址的“西郊祭天”了.迄今为止学界普遍认为,北魏的“西郊祭天”是肇始于迁都平城之后,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根据《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夏四月壬戌”“帝祠天于西郊.”⑦这里面首次谈到“西郊”这个祭天词语.《北史·魏本纪一》记载：“夏四月壬戌”“祭天于西郊.”⑧可见《北史》基本上抄录了《魏书》的原文.这说明北齐魏收和唐代李延寿对于此次祭祀,是否能够称为“西郊祭天”并没有提出异议.按照《魏书》的编年次序,道武帝在天兴元年的“秋七月”才正式迁都,⑨因此这次“西郊祭天”的首都并非平城.那么它究竟在何处呢?《魏书·太祖纪》记载：登国元年“二月,幸定襄之盛乐”“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⑩.说明道武帝重建代国时,是以盛乐为统治中心.《魏书·序纪》记载,鲜卑拓跋猗卢曾经把盛乐作为“北都”,把平城作为“南都”.B11而且《魏书·太祖纪》记载：天兴元年正月“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署）,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三月“卫王仪还京师”.B12根据代国的复兴之路和发展轨迹,上面这条文献是在天兴元年正月和三月,并且直到该年七月才迁都平城,所以这个“京师”当指盛乐无疑.既然在北都就曾经举行过西郊祭天,如果要确定“西郊祭天”的起始时间,应该至少提前到“天兴元年四月”才比较合理,因此学界仅强调平城的西郊祭天并不妥当,而且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以后才彻底废止,B13所以北魏一朝能够称为“西郊祭天”的礼仪制度,应该有两个不同的地点和历史阶段：即盛乐时期北都的西郊祭天和北魏平城时期南都的西郊祭天.
盛乐与平城这两个不同时期的西郊祭天,虽然有很多内在联系,但其在保留本民族的传统礼俗和吸收汉文化方面存在较多不同之处.
由于北方长期战乱,道武帝很难举行祭天仪式.皇始二年（397）十月消灭后燕政权,才在天兴元年夏四月举行盛乐的“西郊祭天”.所以这时期的祭天礼制,是由“夏四月祭天”发展而来的,鲜卑文化依然浓厚,但也标志着拓跋部的祭天场所已经开始走向固定化了.天兴元年六月重新拟定国号为“魏”,这有承接曹魏政权为正统的含义.正是因为面临“正统”和迁都等很多事宜,促使已经固定在盛乐的祭天场所,不得不搬迁到平城,并且在盛乐举行的西郊祭天,是在刚战胜后燕的情况下举行的,整体礼制规划尚不完备,更没有营造汉文化的宗庙和社稷等祭坛,它的祭天礼制还是以鲜卑传统文化为主体.迁都平城以后才开始营造礼制建筑设施.因此尽管盛乐与平城都举行过西郊祭天,但是宗教信仰和文化内涵存在明显差别.
由于汉文化的宫殿、庙宇等建筑物,主要是面南背北,南郊祭天便是按照这样的理念设计建造的,但平城的西郊祭坛却是面西背东.杨永俊先生认为：“或许就是拓跋鲜卑的西向祭天与祭亡灵传统的最早出处.”B14他是从鲜卑拓跋传统的祭天方位的设置上,或者是从“魏家故事”“必迎神于西”B15等角度进行分析的,应该说仅以方向观念推论此事,比较符合鲜卑拓跋部的传统习俗.再进而论之,实际上这样的位置选择更符合盛乐的西郊祭天礼制.因为那是鲜卑拓跋部从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的初期阶段,受到汉文化的礼制影响的程度相对较小.然而平城的西郊天坛已经是北魏迁都之后,在国家宗教思想宏观规划下,也可以说在汉文化的影响下,拟定出与南郊祭天遥相呼应的礼制建筑物.如果盛乐的“西郊祭天”是鲜卑文化一家独大,那么平城的“西郊祭天”与“南郊祭天”便会产生出宗教信仰对立和政治势力分割的思想倾向.因为这两个“天”分属于不同的文化领域.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王朝中,北魏政权的祭天礼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而且,平城建造的为“方坛”祭天,这是为了避开汉文化南郊祭坛的“圆形”特点,并显示出两个文化的“天”在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别.这两个不同形制的天坛凸显出北魏初期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特色,以及在政治上不忘迎合鲜卑贵族和汉人士族集团,并期待国家走向社会安定和民族融合的发展道路.所以这两座天坛遥相呼应,有借助汉礼与胡礼的双重宗教力量,拱卫京师强化政权的政治目的,换言之,平城的西郊天坛是伴随鲜卑人在汉化的进程中,为适应新的政治形势、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等,逐渐形成的礼仪制度和建筑風格,整体来看它是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相遇时,发生的思想碰撞与文化渐变.正是因为北魏政权拥有多种文化的兼容性,才促使北魏政权迅速发展,在军事上远超南方政权的一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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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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