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市场歧变、行业困厄和企业习俗是适合不知如何写困厄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困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民国初年,棉纺业快速扩张及其内部结构失衡,导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棉花、棉纱截然不同的市场走势,上海等地民族棉纺业深陷困境.为了帮助华商纱厂摆脱危机,行业组织——华商纱厂联合会殚精竭虑展开了包括行业自救和向政府求救等一系列组织化措施,但由于行业救市行为与企业经营行为之失绪,总体成效不大.陷于市场困境的华商纱厂,其根本性制约因素缘于“商人办厂”的经营习俗和农商社会粗放式管理模式.
关键词：民国棉纺业；“花贵纱贱”；华商纱厂联合会；市场危机；商人办厂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05-0143-12
作者简介：樊卫国,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
20世纪二十年代初叶,由于严重的（棉）花贵（棉）纱贱,上海等地大多数华商纱厂处于薄利、无利和亏折的境地.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下文简称纱联会）施展了一系列组织化行为,进行市场干预,号令行业采取了诸多以“停工减纱”、“限价”为核心内容的举措,以减少棉花需求和棉纱供给,挽回市场颓势.三十年代初叶,棉纱市场复陷萧条,纱联会更是殚精竭虑安排了一系列求救、自救举措,竭力为华商纱厂排忧解难,力图将企业脱拔于困境.这种代表行业意志的组织化行为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失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市场因素在于民族经济处于市场主权不完整、国内竞争国际化条件下,华商同业组织无法应对、掌控变幻莫测的市场供求边界,难以有效地施行市场化、理性化行业行为.华商纱厂“商人办厂”的经营习俗更是其致命的弱点,使企业群体“体质赢弱”无力回天.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华商棉纺业的市场恶化
中国民族棉纺织业自清末兴起,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超常发展及战后短暂繁荣后,自1923年起趋于衰退,直至1936年.二十年代,华商纱厂衰退较为缓慢,其间1928-1929年一度出现反弹,至1933-1936年又复陷衰退,适遇世界经济大萧条,其危机比之二十年代上半叶更甚,全行业陷入不拔之境地.
引致中国民族棉纺业陷入困境的直接原因,是日趋严重的“花贵纱贱”市场状况.20世纪二十年代上半叶与三十年代上半叶花贵纱贱的市况有所不同.二十年代上半叶花贵纱贱,初期在于棉花上涨而纱价下跌,后期主要在于棉花市价上涨；三十年代上半叶花贵纱贱则主要在于棉纱持续低迷.两者都导致了花纱差价缩小,严重地挤压了棉纱的利润空间.
国内市场棉花20世纪初叶虽有波动,尚属平稳,至二十年代初明显上涨.据有关资料统计,上海通州棉花每市担批发价1921年为32.27元,1922年为38.10元,1923年上升为47.42元,1924年更涨至51.31元.1922-1929年每担棉花平均为43.09元,比1921年平均上涨10.82元,上涨了33.53%.三十年代上叶（1932-1936年）,每担棉花约在32-38元间.棉纱,上海棉纱批发价（申新出品的16支人钟棉纱）每件,1931年最高时为237.60元,1933年跌至188.77元,1935年6月最低跌至170.03元,与1931年比下降了67.57元,跌去了28.44%.
华商纱厂的原棉成本占棉纱总成本比率一向很大：10支纱占87.92%,14支纱占84.87%,16支纱占82.61%,23支纱占77.64%,棉纱支数越低用棉比率越大.华商纱厂的棉纱产品绝大多数在16支以下,用棉成本占生产成本的80%以上.当棉纱市价不变,而购棉成本上升,或棉花市价不变,而棉纱跌落时,都会压缩棉纺业利润,甚至导致企业负利润.
一般而言,一件低支机纺棉纱约需3.5担棉花原料,加上20%左右其他费用,二十年代一件机制纱生产总成本与一担棉花比在1：4～4.5之间为平；也就是说,花纱交换率在4.5以上者企业得利,低于4.5者则可能无利（微利）或亏损,低于4者肯定折本.
1923年1月至1924年4月,花纱交换率均在4以下,1924年7月至1925年1月稍高于4,但不及4.5,1925年4月又下落至4以下.这段时间绝大多数华商纱厂处于亏损状况之中.从当时申新各厂的历年损益状况看也印证了这一状况,1923年申新各厂统扯亏损92.5万元,1924年亏损51.4万元.二十年代上叶棉花上涨导致华纱厂普遍亏折.
三十年代上半叶的花贵纱贱主要源于棉纱跌价和其他生产成本上升.三十年代上半叶,每件棉纱棉花以外的生产成本比之二十年代上升不少,主要是捐税和利息等增加.据1933年调查11家华商纱厂负债结果,情形最好的一家平均每锭负债24元,情形最坏的一家竟达99.3元,普通总在六七十元之谱,等上述11家纱厂的负债利息,最低也是年利6%,最高达20%,普通总在8-12%之间.这与一战期间和二十年代初纱厂高利润,企业资金丰沛截然不同.经过二十年代上中叶的不景气,多数企业缺乏流动资金,负债经营.企业高额利息税捐再加上工资增加及营销、运输等费用,棉纱生产成本的花纱交换率,估计约上移至5-5.2左右；有些负债高的纱厂,生产成本等值的花纱交换率更高.1933-1935年初上海花纱交换率大多数月份不足5.2,“按照标花现市换算标纱,每包棉纱须亏二十余元.数月以来,全国（华商）纱厂,饱尝此苦”.更严重的是,由于日纱倾销,华纱大量积压滞销.
二三十年代上半叶棉纺业原料市场与产品市场失衡源于多种经济因素：
(一)中国棉纺业产能扩张
一战期间及战后初期（1916-1920年）因外国棉货输入断绝和出口增加,民族棉纺业企业获得了普遍的高利润,如荣家申新一厂的盈利率1917年为39.4%,1918年为74.2%,1919年高达131.0%,1920年仍有85.1%.于是战后出现了民族棉纺业第三次投资.众多华商纱厂纷纷向洋行和国外购机扩建.1922年华商纱厂增至55家,与1918年相比,4年间增加了26家,增加率为89.7%,纱锭1632074,与1918年比增加了962466枚,增加率为143.74%.1927年华商纱厂72家,纱锭2018588枚,与1918年比,纱厂增加了43家,增加率为148.3%,纱锭2018588枚,增加了1348980枚,增加率为201.5%.1927年华商纱厂数量已是战前1913年的3.43倍,纱锭数量为1913年的4倍；1931年华商纱厂的纱锭达2453304枚,约为1913年的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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