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互联网时代普法困境和出路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出路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出路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新形势下我国的普法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这一新要求,长期以来收效甚微和流于形式的传统普法模式已然走入了困境.而在互联网时代社会权力变迁和自组织社会逐渐形成的情况下,更是让传统普法模式的不适应性日渐突出.因此,互联网时代的普法模式应当契合互联网的特性,引入以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为特点的互联网思维或许是普法模式的新出路.而在互联网思维影响下,“人物型”普法模式更是在传统普法模式基础上依托互联网时代社会结构的新变化而建立的.其以去中心、分布式和離散化为特点建构的新的普法模式,其力图回避法律家长主义的局限,实现知识与权力的双向结合,从而培育法治土壤以找寻实现时展需要、培养法治文化、提高普法效率等多维目标的普法新出路.
[关键词]普法困境；互联网思维；“人物型”普法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0-0062-05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把法治教育纳入精神文明创建内容,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其将普法目标定位为弘扬法治精神、培育法治理念、树立法治意识,强调要充分发挥群众的自主性,引导群众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逐步改变社会上那种遇事不是找法而是的现象.而想要达成这一普法目标,传统的普法模式显然陷入了困境.因此,在互联网时代陷入困境的普法模式的出路在哪需要我们予以关注,这决定了普法目标能否实现.
一、互联网时代传统普法模式的困境
纵观过去三十年的普法工作,普法的特点可以总结为政府主导性、社会参与性、目的性和公益性.可见传统模式下突出强调政府主导,形成了依靠司法行政系统由组织中心统一设计安排的普法模式.然而伴随着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的离散性、交互性、便捷性等特征日益突出,传统普法模式已难以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潮流,从而陷入普法困境.
(一)传统普法模式的固有困境
传统普法模式走入困境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内因看,其运作困境的根源在于行政中心化趋势明显,以量化标准进行考核使得普法工作流于形式.所谓量化标准,是一种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以赋分考核的方式衡量普法效果的体制.这种普法工作的考核标准已将普法变成了行政任务,完全依靠各级政府的行政主导,从而使得普法工作止于表面,流于形式.量化标准指引下导致长期以来的普法机械化地执行上级任务,从而使得普法内容脱离实际,普法形式强调灌输.
从普法内容上,多数人认为在普法中所接受的信息更多是时下较为关注的几大热点,但热点问题是否与受众本身有关却往往被忽视.并且更多的选题侧重于政策宣讲或政治学习,让受众难以区分究竟是普及法律还是学习新指示精神.从普法形式上,笔者通过分析相关基层政府的普法评分细则发现,在基层普法中组织者最乐于进行且赋分较高的普法方式便是课堂型普法,资销最大的也是购买普法课本与材料.课堂上专家结合课本讲一讲,下面的听众随便翻一翻,老百姓领本书就回家的比比皆是.最终钱也花了,书也发了,但法真的普了吗?有外在的灌输,却无内心的改变.作为理念的和由国家推进的法治的正当性确乎得到进一步加强,但法治的实惠却并没有落实.
所以,传统普法模式的行政化趋向,使其在量化标准的指引下变得流于形式.从而使得普法内容脱离实际、普法形式强调灌输,既难以调动群众主动性,也不可能进一步培养法治精神.
(二)权力变迁下的普法困境
传统普法模式自身的缺陷尚难弥补,而时代的变迁更是加速了其走向困境的步伐.传统普法模式在本质上是依靠行政权力推动下的单向普法,承袭了我国“以法为教”的传统,强调统治者有责任主导教化民众的“法律家长主义”[1].也正是在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单向普法,才实现了以知识为载体的国家权力的延展.但这也往往落入了普法即为运动的怪圈,在力图否定普法是政治运动的同时又难逃普法运动的魔爪.在强调政府主导的多元运作口号下,仍然刻意回避了时代的多样性,只要一种声音、一个精神,试图加强整个社会当下的共时性.这种带有训斥意味的普法简单地将受众客体化,单从现实操作层面,就让一场普法变成了“包公戏”般的呵斥与教训[2].
然而,互联网的发展使得社会关系网络与社会资源配置机制的双重转型,让权力从共同体向个体开始转移.从信息资源上,互联网打破了民众与权力中心之间的信息藩篱.一方面,权力中心的崩塌释放出大量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与“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个人对国家、组织的依附程度减弱,组织框架之外的生存空间与路径日益增多[3].另一方面,这种权力向个体的转移表现出互联网的“赋权”本质,这一特质将引发积极的社会变迁,在数字化的未来人们将找到新的希望与尊严.所以,在个体崛起的互联网时代,法律是按照复线展开的社会不同角色之间的对话关系,所有人的意见和正义观念都应该得到表达从而形成普遍接受的法律框架.因此,传统普法模式的推进已然失去了其运行的权力基础,依靠行政权来主导普法工作并以教化和规训为中心的普法思路已成强弩之末陷入了困境.
(三)自组织结构下的普法困境
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变迁使得个体承接了原有权力中心所占有的社会资源,而伴随权力的转移,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也得以重构.就在这种重构当中,互联网时代正在实现从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跨越.
自组织结构主要指系统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预而自发形成结构[4],与之相对的他组织结构则是依靠设计与控制形成的关系结构.计划经济下的我国社会是典型的他组织系统,庞大的社会关系被单位制逐渐分割.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个体开始脱离单位寻求自我关系网络的重构.而互联网的开放和交互更是让关系网络门槛日益下降,权力的变迁更是打破了固有社会关系格局,进一步增强了他组织的破裂和自组织的形成.反观普法,传统模式是典型的他组织结构,整个系统的运行依靠着组织中心在信息和资源等方面的供应、分配和控制.然而,由于人口流动性的不断增强,行政组织对于人口的管理越发困难.加之当今社会多元化、破碎化、风险化而形成的不同阶层、群体和个人利益和诉求[5],即使足以依靠行政权实现对个体的管理,也难以应对如此多元的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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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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