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理性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副业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月入2万的10个小生意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内容提要：中国农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
关键词：安全理性副业浙江衰落
在农民学研究中,有论者认为：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是“避免风险”、“安全第一”,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即“生存有理、安全第一.”也有论者分析,“小农是一个在权衡长短利益后,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笔者认为,这两种农民的选择行为必须放在特定而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去分析.抗战前浙江农民支出庞大,仅靠主业——有限的种粮收入已不能维持生存.他们必须经营副业以增加收入,增加自身的安全指数,根据市场变化理性地配置副业生产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从而保证自身安全的最大化,显然这两种选择行为并不是截然对立而是合二为一的.近年学界关于农民副业的研究,有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农家副业的变迁,有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副业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但从农民生存伦理的视角探讨农民经营副业的主动行为,尚不多见.笔者不揣浅薄,就相关史料加以梳理分析,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内外需索：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的必要
浙江作为中国面积最小的一省,地狭人稠,按民政厅统计,人均耕地仅有一亩九分,耕地不丰以致收入有限,但开支庞大,抗战前浙江农民的支出主要有以下三项：
首先是租税.在浙江,一般农民多需租种地主富户田地,全省“农户以佃农最多,占百分之三十五,半自耕农占百分之三十三·六.二者合计共占68.6％.佃种他人土地要缴纳苛重的租金.龙游县的田租大都是谷租.“谷租的额度,平均占到收获量一半以上.”崇德各村每亩的租额最高一石二,最低四斗,普通五斗六至七斗五,占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到四十四.崇德邻县的租额,以杭县新兰乡为最高,普通每亩一石,几占产量百分之五九,最高甚至一石四.”地租的过度支出,使农民辛苦一年也不敷生计所费.“义乌租种他人田产之农民,一年生产收入,除付租外,十有九户,几不能自给.”
除了地租、田赋及各种附税也给农民造成很大压力.地租对自耕农的影响较小,但田赋等各种苛捐杂税则是一条系在自耕农脖子上的绳索.平湖捐税之繁重自民国十六年以来,田赋每亩正税额虽增加不多,而附加捐税,则年有增加.“在民十六以前,仅有户捐,小学费,及征收费等五种名目,每元正税,仅带征附税七角一分四厘,而自十六年以后,省县附加税,已增至十余种之多,每元正税须带征二元零六分九厘.较十六年前约增加三倍.”长兴全年的田赋收入,计正税银二十一万五千三百零三元八角五分七厘,附税一十三万一千三百八十六元八角零九厘.又带征附捐为银每两县税六角九分五厘.水利费五分,教育费一角五分,建设费一角五分,米每石收附捐五角,除螟费二角,防务费八角,总计全年为九万零六百九十四元一角三分四厘.此外还有保卫团捐,区公所自治亩捐,乡镇公所自治户捐,戽埂捐,冬防捐,土产捐,山货捐,水产捐,谷袋捐名目繁多的杂捐.农民不问水旱灾歉,纳于政府者,总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了.来自政府的赋税和地主的租金已成为浙江农民沉重的负担.
其次是商人的剥削.市场贸易,商人往往利用农民对市场信息的隔膜和急需出售产品的迫切心情压低市价以盘剥农民,他们所出售的农产物须数经中间商人的转手,始能达到终端消费者.例如内地茶号苛刻茶农,茶栈又复挟持内地茶号,其介绍于洋行,有加固、贴磅、补箱、贴现、现扣、茶篓、打包等二十余项的费用,而茶栈又为洋商操纵,结果市场售价虽高,而茶农反不能获利；其他如棉花的运销也是一样,详见下图：
资料来源：丁文霖：《农村崩溃论之总检讨》,《浙江省建设月刊》1934年第8卷第3期,第29页.
由上图可知,农民所得实利仅2％至3％,大半的利益被中间商人剥削了.商人的剥削使农民不必要的支出增加,加重了农民生活压力.
最后是家庭必要开支.农民家庭不仅是一个生产单位,还是一个消费单位.因此必要的家庭生活开支是能否维持农家经济再循环的前提.
有人估计“中国农户,五口之家的生活最低限度,每年当在一百三十元至一百五十元之间.””“浙江作为中国沿海开放之区,物价指数高,生活费高于全国最低水平线.现将当时杭州市西湖区,临安,及东阳海宁四县,农民每户生活费列表于下：
资料来源：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浙江省》,1933年,第四二(乙)页.
由上表可知,生活费最高杭州市西湖区,为310.4元,最低东阳县,为160元.农民的种粮收入在浙江海宁“普通农家栽稻四亩,每亩收一石五斗,合计六石,每石价九元,共计五十四元,栽麦二亩,每亩产麦八斗,合计一石六斗,每石价六元,共计九·六元.”稻麦收人合计63.6元.浙江一般佃农“种田12亩,每亩收稻314斤,计3768斤,每百斤3.04元,收入114.547元；每亩收麦123斤,计1476斤,每百斤3.81元,收入56.236元,”稻麦收入合计170.78元.而支出田租一项,“每亩纳租谷133斤,计1596斤,每百斤3.04元,麦每亩完44.6斤,计535.2斤,每百斤3.81元,谷租麦租合计68.90元.”完租后只有101.88元.显然仅靠种粮为主的耕地收入无法支付农民内外的需求,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弥补.
二、安全：理性追求的目标
农民面对内外的双重需索,他们必须采取措施来自救,如可以通过牺牲生活质量如每天只吃一顿贩或者用杂粮代替粮食.但这只是短暂或者是指标的办法.治本的方法就是去寻求副业的帮助增加收入来保障生存安全.浙江副业如丝、茶、桐等是农村经济的“富源”,对维系农民生活有重要作用,“忆昔丝茶全盛时期,虽间有水旱,恒不为灾.”稻田所生产的米谷,只须足供全家几口一个年头的食粮就是了,其他一切支出,如地租、田赋、肥料等项,完全可以从蚕桑上着想的.”既然副业对农民生活意义重大,因此根据市场的刺激和变化合理有效地调配副业生产以追 益的最大化,是农民追求安全目标的选择和保证.他们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
理性追求之一：
农民在对土地的利用方面是有理性的.农民佃种他人田产,租金以粮食作物如谷米支付,副产如番薯,黄豆、蚕豆、玉蜀黍等归佃农所有,“农民所租田地之副产,如油菜子大麦小麦蚕豆等,全归佃户自有.”因之农民在有限的耕地上合理分配主副产的生产规模,可以有效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增加收入,见下表,
资料来源：楼荃：《指导海宁县农民工作之报告》,《浙江省建设月刊》1932年第5卷第12期,第18页.
从海宁普通农家周年收入表可知,米麦之收入63.6元,占全年收入212.4元的1／4强,剩余3／4全是经营副业所得.桐庐副产关于农家经济之影响,“一般贫苦佃农,每年副产之收入.亦可维持数月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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