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基层社会再认识是关于基层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基层干部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长期以来,对中国基层社会的考察受到三种社区研究传统的影响.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满铁调查”传统强调的是对村落性质的考察和分析,而海外人类学的研究则试图从村落中透视“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国家.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之后,三种研究传统之间的互动性增强,甚至在研究立场、范式、方法上出现某种融合,形成一种“以村落为中心的方法论”.不过,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悬置了国家的自主性,对于还原或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本来面目以及内在的发展规则可能构成限制.
[关 键 词]基层社会功能主义满铁调查海外人类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文军主持,编号为13&ZD043）、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调查研究”（童世骏主持,编号为12&ZD012）和教育部重点基地重大项目“大都市底层社会及其公共治理研究”（文军主持,编号为13 D840009）.
[作者简介]黄锐（1985- ）,男,陕西西安人,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暨社会和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后,研究方向：社区发展和社会政策、社会理论.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672（2014）01-0001-08
一、 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
在20世纪20年代,有一批国外的学者来到中国,他们细致地观察着中国农村的日常生活.燕京大学教授戴乐仁（J.E. Tayler）和马伦（C.B. Malone）在1922年夏组织学生在直隶（即今河北省）、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调查,之后出版《中国农村经济之调查》一书.① 而葛学溥（Daniel Harrison Kulp）也指导学生对广东省潮州韩江边的凤凰村进行社会学调查,1925年出版《中国南方的乡村生活：家族的社会学》.值得指出的是,他试图以“有机的方法”（Organic Method of Study）分析村落生活,进而揭示其功能、过程和趋势.② 1931-193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甘布尔（Sidney D.Gamble）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合作,在河北定县实施农村调查,出版《定县：一个华北乡村社区》.① 和此同时,许多著名学者应邀到中国讲学,功能主义的社区研究方法也随之传开.1931-1932年,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帕克（Robert E. Park）受吴文藻之邀请来到燕京大学,指导燕京大学的学生及老师如何进行田野调查和社区研究.1935年,拉德克利夫-布朗（A.R. Radcliffe-Brown）也到中国讲授社区研究的方法,社区研究自此影响到整整一代的中国学人.布朗在《社会学界》第9卷中发表名为《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研究,最适宜于开始的单位是乡村,因为大部分的中国人住在乡村里；而且乡村是足够小的社区,可供给一两个调查员在一二年之内完成一种精密研究的机会.”②
不久,吴文藻撰文阐述社区研究的意义和相关理论和方法（即现代社区实地研究）,并开始结合中国现实提出他对社区研究的认识.③ 在为费孝通和王同惠的《花篮瑶社会组织》撰写序言时,吴文藻继续指出,现代社区实地研究是用来“观察社会,了解社会”的着眼点和工具.如何研究作为“一些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的社区?我们需要“特别着重由实地观察入手”,并且应当区分“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社会调查大都以叙述社区实况为主体,对于事实存在的原因,以及社区各部分相关的意义,是不加深究的.社会学研究,则不但要描述事实,记录事实,还要说明事实,解释事实.”因此,社会学研究就是“依据事实的考察,来验证社会学的理论,或‘试用的假设’”.④ 在吴文藻的指导下,燕京大学的许多青年学者积极进行社区调查,大量的研究成果随之产生.1935年,费孝通携新婚妻子王同惠赴云南大瑶山（今金秀瑶族自治县）进行调查,整理调查资料编成《花篮瑶社会组织》,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⑤ 1939年,费孝通根据赴英前在开玄弓村调查的资料,后来以此写就博士论文《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到了1940年代,费孝通在云南大学主持“魁阁”,和青年学生一起共同完成《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⑥和此同时,一大批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基本文献由此产生,如《洱村小农经济》、《昆厂劳工》、《祖荫下》、《芒市边民的摆》、《呈贡基层权力结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者的社区研究成果蔚为大观,可以称之为马林诺夫斯基意义上“社会学的中国学派”.⑦
1950到1970年代,新中国取消社会学、人类学,相关研究中断.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本土的学者陆续将村落置于传统村落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村落社会中的宗族、人际关系网络的变化及其对农民社会心理、日常生活等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中,王沪宁以15个自然村落的实证资料,详细考察中国家族及其内部的权威构成、家族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和互动以及家族的仪式和成员的观念变迁等.⑧ 而王铭铭则通过分析陈氏家族自明初迄今600多年间在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方面的演变,揭示出20世纪以来国家对村落的渗透和冲击以及陈氏家族对这一“规划性社会变迁”的反应.①曹锦清、张乐天和陈中亚合著的《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以浙北乡村陈家场等村落社区为田野观察点,详细考察乡村企业化的过程中浙北乡村在土地、人口、生活消费、家庭婚姻、教育卫生、市场、文化以及乡村政府等方面的社会变迁.②而在《传统和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一书中,周晓虹特别注意到江浙农民在社会心理、情感体验等方面的重要变化.③
近年来,村民自治、乡村治理成为村落研究的重要议题.徐勇在《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一书中,详细分析村民自治制度的兴起背景及其基本制度框架,并辅以案例仔细考察村民自治的实际运作过程.④于建嵘借用人类学“小地方、大论题”的方法,以岳村为个案,深入检讨乡村政治结构在一个世纪以来变迁和转型.⑤吴毅于2002年出版《村治变迁中的权威和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通过考察四川东双村的政治生态,细致入微地揭示出国家权力系统进入村落的整体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村落权威和秩序的变迁.⑥而贺雪峰则沿此“寻找村民自治在村庄社会内部生存和发展的依据”以及“理解诸如村民自治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和后果”,开拓出“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路径.⑦
二、 村落的性质和“满铁调查”的传统
在国内学者沿功能主义的进路进行村落研究之时,日本的“华北农村惯行调查”（简称“惯行调查”或“满铁调查”）也值得引起重视.1939年,“华北农村惯行调查”作为“支那惯行调查”的一部分,是东亚研究所受“兴亚院”的委托实施的,“满铁”（全名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主要负责在调查地予以配合.其中,“在调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东亚研究所第六（支那惯行）调查员会,而在调查当地负责配合的则是满铁调查部北支经济研究所第三班.”⑧根据日本学者内山雅生的介绍,“满铁调查”1941年开始,“基本的做法是由调查员提问和被采访者回答的面对面访谈,由中国翻译直接译为日语,并同时记录在调查笔记本上.即使回答者对所提问题的回答明显是答非所问的,也保持原样.此后,经缮写印刷,以《问答录》的形式送往东京”.⑨由于战争的激化,调查无法继续,1943年“满铁调查”宣告结束.调查资料在战后由“中国农村调查刊行会”编辑,1952-1957年岩波书店以《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为书名出版,全书共6卷.无疑,“满铁调查”记录下中国农民“直接的声音”,作为第一手资料具有非常珍贵的学术价值.⑩并且,“满铁调查”中保留着华北社会结构、土地关系、耕作制度、村级行政等方面的大量资料,对于进一步展开“村落共同体的争论” ①和理解中国村落的性质极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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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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