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新历史主义崛起文化史释析是适合新历史主义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新历史主义名词解释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激进政治的熔炉,批评家意识到批评必须致力于具有政治和历史意识的学术研究,而20世纪60年代末左派在政治上失败后,撤退到学术界,通过颠覆学术的手段继续战斗.同时,学术自身发展对变革的要求,同学者自身性别、阶级、种族等的多元化一起,带来了学界的“重新划界”.而现实世界对历史的遗忘,则促使新历史主义者在研究中对历史进行补偿性的拥抱.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文化史；激进政治；左派；变革
中图分类号：I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378（2014）01-0083-05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在《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的一开始就发出这样的呼吁：“始终历史化！”［1］这意味着,我们在考察新历史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时,除了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它的智性资源之外,还要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它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新历史主义的任务之一,是恢复所有写作中的“文化具体性和社会根植性”,即便这种复原不可避免地会是不完全的,也是从我们自身历史、社会和体制所塑造的立场出发的［2］.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界在讨论新历史主义本身的时候,却往往忽略其“文化具体性和社会根植性”.大部分论者,热衷于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探讨,而较少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理解它为何出现并风靡美国学术界.因此,围绕新历史主义在学术界的发展的讨论,往往是“非历史的”.而本文要做的,就是对新历史主义运动进行历史化的理解,追踪推动它崛起的社会时代语境.即从文化史的角度,而不仅仅是从思想史的角度,从当前的视角来给它一个定位.
一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也是80年代崛起的新历史主义者上大学或刚开始学术生涯的时候.越战、妇女运动、学生运动、民权运动等等,所有这些,都在这群“60年代的孩子”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文学研究领域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重新定位”,大部分是这些价值观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试验和政治动乱中的批评家——“获得了教职的激进分子” ——的功劳［3］392.因此,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意识形态政治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60年代的遗产.
在经历动荡之前的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园和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南方的民权运动、女性主义的狂热几乎都没有在校园中激起什么波澜.学生专注于自己的个人事业,教师关注问题的学术意义而不是社会意义.这时的大学,可谓名副其实的“ 塔”.这个中的原因之一是,二战结束之后,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即G.I. Bill的施行,美国大学校园里充斥着退伍军人.他们都已成年,有的甚至是拖家带口在完成大学学业［4］86.一方面,这些人心智比较成熟,另一方面,经过战争的他们尤其渴望平静,因此,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校园都趋于平静和保守.
但是,平静很快被打破.20世纪60年代晚期的越战、罗伯特•肯尼迪遇刺事件、城市 等,促使大学生变得热心政治；左翼及反战团体空前活跃,发传单、组织 ,政治标语随处可见.校园中 、游行、 不断,学生和校方冲突频繁.学生运动爆发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的学生数量激增.此时在校的,正是第一拨“婴儿潮”中出生的年轻人：1946年美国大学在校生大概有2百万,而到了1970年,已经变成了8百万.这一代的学生在自由和 的教育下长大,真心渴望社会公平［5］.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此时正值服兵役的年纪,而越战的惨烈通过电视影像传递给他们,让他们厌恶而又惧怕战争,因而反战情绪高涨［6］.血气方刚的年纪,加上对前途的忧虑,很容易被挑动起来.
伴随着学生的政治活动的,是对学术改革的要求.朱利斯•盖特曼（Julius Getman）在《和学者同行》（In the Company of Scholars: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Higher Education, 1992）一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学生的激进政治如何在后来演变为学术的过程.盖特曼把这些要求总结为3个方面：1、相关性,即要求课程应该面对社会的重大问题：战争、征兵、民权运动、女性主义及各种社会不公.不仅如此,还要求教师在教授这些主题时,不要一味保持学术距离,而要有政治关注.2、学生权力,即要求在学术管理方面,学生要有和教师同等的权力参和进来.3、反精英主义,即摒弃优雅的话语、写作和外表,更加直接、开放和平等［7］130-131.于是,当一代致力于推翻学术等级、抗拒理论化和不屑学术研究的人,在80年代开始进入体制,成为教授时,就开始为学术研究带来极大的变化.他们延续了观察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左翼视角和对具体问题的特殊兴趣,天真地以为,对一个问题在学术上进行充分的理解,就等于在真实世界处理了这个问题.他们在期刊大量发表对时事的学术分析,把“学术写作”同“解决问题”混淆［7］160.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的外部斗争转向了内在的斗争.当这些“20世纪60年代的孩子”进入学术界时,他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需要赢得前辈学者的首肯而获得教职；另一方面,又要坚持自己的理念.于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似乎只能是把 学术化,即用学术的方式攻击现存体制,而这些攻击又可以成为获得教职的资本.他们把激进思想转化为学术理论,而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得到教职的之前的激进分子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把话语视为通向社会变化的道路.另外,那些获得学术成功的人,要么否认、要么理性化自己从中获得地位的快感.因此,“平等价值”和“成为精英的满足感”之间的冲突,在他们身上上演得最为激烈.而这种内在冲突的结果是,有些人更猛烈地抨击体制,即使他们从中获得了好处；有些人则避讳成功；还有一些人改变了观点.更多的人则是在虚伪和学术上的激进主义之间走钢丝.尽管如此,这些获得教职的激进分子对学术界的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提醒我们,学者有义务面对时代的问题［7］.
二
如果说盖特曼向我们讲述的,是整整一代人的故事,那么具体到新历史主义本身,又有其特殊的关注点.在新历史主义崛起之前,许多文学研究者对诸如权力和意识形态之类的问题是相当抗拒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问题却成为了一种时尚.究其原因,韦恩的观点和盖特曼类似,认为新历史主义者对之前批评传统的拒斥和对文艺复习社会权力问题的聚焦,和当时的学者和批评家所处的历史时刻有着深刻的关联.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熔炉塑造了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体制性权威和权力中的各种职位.这一代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早期就开始致力于摧毁一个多世纪以来都相对稳定的那些文化公理,“女性主义者、新马克主义者、新弗洛伊德主义者及福柯主义者,都在质疑那种传统的本体论、道德和意识形态基础”,而结构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则“摧毁了它的认识论基础”. 而造成近来文学批评话语理论上争议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20世纪60年代政治上的“大无畏”.大多数传统的学术领域都打上了20世纪60年代那一代人的不可磨灭的印记［8］56-57.因此,“和其庆幸我们比前代的莎士比亚学者更能阐明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的权力运作,倒不如审视我们学科中那些可能是广泛揭示我们时代权力的一部分的条件.”［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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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嵌入和映照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秀拉 摘 要：托尼·莫里森的第二部小说《秀拉》揭示了奴隶制时期，非裔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种族歧视和压迫中的社会现实。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角度解读《秀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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