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史通在文献学史上开创性价值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文献学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古典文献专业很冷门吗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史通》是中国及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它不仅在我国史学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而且对我国古代文献学的发展也具有积极的贡献.该文重点探讨《史通》在“六经皆史”方面的开创性意义,以及其在文献目录分类、史注分类及文献考证辨伪方面所取得的突出成就.
［关键词］文献；《史通》；分类；注释；目录；考证
1创正史杂史之分,开以史研经治学之道
《史通》将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统称为“正史”；而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归类为“杂史”.《史通》“站在中华大文化的高度,首次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观点,开经史一体之先河,对当时及今后史风的进步影响甚巨” ［1］.《史通•载言》指出：“古者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 ［2］ 而“《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六家》）［2］,从中可以看出《尚书》重在记言,《春秋》重在记事,而《左传》乃专门为注释《春秋》而作.《史通》还认为《尚书》《春秋》《左传》以及《易》《诗》《礼》等皆可入史,都属于史书的范畴.提出：“上古之书,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书》、梼杌、志、乘.自汉已下,其流渐繁,大抵史名多以书、记、纪、略为主.”［2］总体来看,《尚书》《春秋》《左传》等记言记事的典籍,属史无疑.《诗经》大部为国事而作（《国风》是歌咏各国之事,《颂》《雅》是讽咏王室之作）.《礼经》主要记载古代典章制度,在后世本是史之一部.《乐经》虽然失佚,但可知是记载乐谱和制度的典籍,也含史的性状.《易经》一书,看似和史无关,但诚如司马迁所言“《易》本隐之以显,《春秋》推见以至隐”,意思是《春秋》是显明之史,而《易经》则蕴含史之精华.
2明晰例溯源之法,拓经史目录分类之学
历史典籍十分浩繁,如何对其进行科学分类并充分发挥其作用,是一项复杂的基础性工程.《史通》在对经史书籍梳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诠释和分类,对文献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2.1 明确史部划分
《史通》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这样的分类,系统、科学、周延,成为后世史书编撰的基本体例.《史通》“开创了历史文献的‘二分法’” ［1］,它既重视正史的研究,提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言皆精炼,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又肯定了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所谓的杂史的地位,提出“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2］.《史通》的“二分法”虽有局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越过“正统史观”的雷池,非常难能可贵.特别是,《史通》在编年目录上有开创之功,为后世史书所沿袭.
2.2 聚焦史注之别
古代治学治史,注释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和经史子集相辅相成、珠联璧合,共同推动了古文献学的发展.《史通》在史注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训诂.训诂之学,简单说就是解释之学,就是用浅近的时代语言或丰富的材料解决史书的疑难［3］.《史通》十分推崇这样的史注,提出：“昔《诗》《书》即成,而毛、郑立传.传之时义,以训诂为主,既而史传小书,人物杂记,若挚虞之《三辅决录》,陈寿之《季汉辅臣》,周处之《阳羡风土》,常璩之《华阳士女》,文言美辞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此之注释,异夫儒士者矣.”［2］《史通》对六家及有关偏记小说,在形训、声训、义训等方面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在当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二是补阙.就是对一些原文简略的史书在史料上进行补充.三是自注.就是史书作者,对自己撰写的史书,在内容上或形式上进行注释.《史通》对史注的分类是正确的,对后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和自身识见的问题,它对补阙和自注持消极否定的态度［3］,提出：“榷其得失,求其利害,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此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陆澄所注班史,多引司马迁之书,若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有昏耳目,难为披览.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 ［2］这种观点是不足取的,各种史注各具特色,各有优势,都是对史籍的有益补充和阐述,关键问题在于质量的高低.因此,对《史通》的观点,后世治学,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2.3 深入追本溯源
《史通》在对历史文献的梳理研究中,特别注重追踪考核每部文献的来源、体例,注重搜集材料,多方印证,并据此对文献的撰写、注释、修改、演变等过程进行认真的考证和细致的描述,对后人研究史学、了解史实有非常大的帮助.特别是对于秦末汉初的一些史籍,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世很多古书都是世人口授或根据私家藏书整理而来,谬误较多,《史通》对此类文献的考证,尤其谨慎、严谨.指出：“属秦为不道,坑儒禁学,孔子之末孙曰忠,壁藏其书.汉室龙兴,旁求儒雅,闻故秦博士伏胜能传其业,等时伏生年且百岁,言不可晓,口授其书,才二十九篇.等宣帝时,复有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和伏生所诵合三十篇,行之于世.其篇所载年月,不和序相符会,又和《左传》《国语》《孟子》所引《泰誓》不同,故汉、魏诸儒,咸疑其谬.”［2］再如对于《春秋》的考证,更是十分周详,“当周室微弱,诸侯力争,孔子应聘不遇,自卫而归.乃和鲁君子左丘明观书于太史氏,因鲁史记而作《春秋》.等经成以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为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当世君臣,其事实皆形于传,故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2］.此外,《史通》还先后对《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东西晋、十六国等浩繁的文献都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溯源,对于后人治史,具有很强的启发作用.特别是《史通》还详细记载了许多后世失传、遗失的文献资料,如十六国史等内容,对弥补后世历史研究空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文献资料［4］.
3着辨疑去伪之力,求还原历史事实之真
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受编著者品行、学识、地位等限制,文献的真实性受到很大限制,难以避免一些隐晦之事、虚妄之词,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淹没在史籍的背后.对此,《史通》把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辨伪作为一项核心任务,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
3.1 文献存伪的突出表现
《史通》提到,有的因身份地位的不同,会导致史籍失真,“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2］；有的由于内心偏私,会故意歪曲历史,“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2］；有的品藻失守,不敢秉笔直书,致使黑白颠倒,“杨王孙裸葬悖礼,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无他事,而和朱云同列,冠之传首,不其秽欤?”［2］；有的道听途说,产生谬误,“若乃旁求别录,侧窥杂传,诸如此谬,其累实多.案刘向《列女传》载鲁之秋胡妻者,寻其始末,了无才行可称,直以怨怼厥夫,投川而死.轻生同于古冶,殉节异于曹娥,此乃凶险之顽人,强梁之悍妇,辄和贞烈为伍,有乖其实者焉”［2］. 另外,由于语言、风俗、地域的不同,致使一些历史事件也容易在描述和流传中失真失实. “而彦鸾修伪国诸史,收、弘撰《魏》、《周》二书,必讳彼夷音,变成华语,等而于其间,则有妄益文彩,虚加风物,等遂使且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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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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