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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1949年后的王造时先生,人们往往引用杜甫诗中的“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加以评论.据说这是因为当年赫赫有名的“七君子”,除去1944年病逝的邹韬奋和1946年被 的李公朴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剩余五人中有四人担任京官（沈钧儒担任了最高法院院长,史良、章乃器、沙千里也先后出任部长职务）,唯独王造时没有被安排行政职务,一直在上海复旦大学教书.王造时1957年到全国政协开会时,老朋友潘大逵为他感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我认为,个中原因是1937年出狱后,王造时的个人经历和“七君子”中的其他人物很不相同造成的,这同时也是王造时先生后来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
心灰意冷,重执教鞭
要了解1949年的王造时,首先要了解三件事.第一件事：1949年7月,救国会在北平开会讨论出席新政协会议的代表名单,和会的宋云彬两次在日记中提到王造时：“7月18日,上海方面,王造时最热衷,曾召开会员大会,函电交驰,向衡老（沈钧儒）力争,非请衡老提出他的名字不可”；“7月25日,王造时来信,哀恳提名新政协,言辞凄婉,谓我和衡老三十年交情,且为‘七君子’之一,若不代表救国会参加新政协,有何面目见人.”①第二件事：“到了解放后,大家都到北京,我留在上海.而且,1949年史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以前,曾对我说党对你有点误会,将来可以慢慢说清楚.”②第三件事：王造时曾向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建议,先解放台湾,后解放西南.而且自告奋勇愿去台湾找孙立人（清华同学）做工作.潘汉年没有给他回话.
从这三件事可以看出解放初期的王造时渴望有所作为,但因“党对我有薄膜存在”而无法施展拳脚.在这种苦闷心情的笼罩下,王造时决定采取消极态度,不加入 党派,成为无党派人士；不担任行政工作；少说话少发表意见.他认为革命成功了,专搞学问,同样为人民服务.
在这样情况下,王造时选择了再次走上讲台,“有一次饶漱石约我到他家寓所谈话,试探我是否愿意担任行政工作,我回答说我的自由散漫作风不宜于此,如有机会愿到大学里去教书”.③
1951年夏,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陈望道④两次到王造时家登门拜访,邀请他担任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并嘱政治系主任胡曲园送聘书到王家.王造时欣然接受聘任.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政治系合并到华东政法学院.王造时留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任世界近代史教研组主任.王造时事后曾说,他很满意于教书生活.并且自以为有的人只能做政治工作,不能教书；而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教书,有两套本事而引以自豪.
灭顶之灾,被打成大
“反右”斗争前,王造时在平时政治学习和历次政治运动中,虽然比较谨慎,但仍属很积极的.例如抗美援朝、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政治运动中,他都积极参加,在公开场合带头发言,对新生政权表示拥护.他在重大节假日和群众聚会场合上的发言,已知的有六篇.例如：1950年5月28日,他在上海人民纪念解放周年大会上演讲《几点感想》,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确是我们人民的军队”；“人民政府是廉洁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1951年12月24日,上海市第二届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特邀代表小组推举他代表小组发言,王造时说：“最后说到思想改造问题.我们认为思想改造是一切中心任务的根本.思想不改造,一切任务都不易做好.我们特邀小组代表,平均来说,年龄或许比较高些,生活经历或许比较复杂些,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毒害或许比较深些.因此我们都觉得思想改造的需要更迫切些.我们的思想改造过程或许比人家更困难、更长久、更痛苦,但是我们为了求得个人思想上的解放,为了配合国家建设方针,我们特邀代表小组全体要我在这里向大家提出声明：‘我们决定开步走！’”1954年8月,上海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普选时,王造时是上海四川北路选区选出来的代表.他在普选时说：“解放四年后的今天,我们就有了普选的权利,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我个人曾参加过争取 的运动,但在解放前,始终没有获得真正选举的权利.我没有选举过别人,当然也没有被别人选举过.现在我领到了选民证,我特别感到愉快,感到兴奋,感到骄傲.”“这次选举是最平等、最普遍、最 的.”他还说：“再度地说明了中国 的领导正确和伟大.”1955年10月1日国庆节时,王造时谈到：“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不仅指示着我们六亿人口的中国大步走向社会主义,并且是具有巨大世界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1956年1月,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北京召开；4月下旬, 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要贯彻 过去分别提出过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口号；9月,党的八大决议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同时,党为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关方面对王造时的关心和照顾也进一步增加了.王造时以感激的心情说：“我在复旦是第一个受到最好的照顾.我爱人逝世⑤后事都是学校料理的；孩子看病的医药费由学校包下来⑥；并且要我搬到十八层楼的茂名公寓去住.”
在复旦历史系任教的王造时教学认真,他主讲的世界近代史课是历史系主要基础课之一.当时没有讲义,学生用的参考书也很少.但是由于王造时讲课自成系统,条理清楚,也比较生动,因此得到学生欢迎.学生知道他是救国会“七君子”之一,也尊敬他.他对学生也比较关心,师生关系融洽.有一次,王造时先生病了,历史系56级学生全班同学都去看他.
1957年3月,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王造时和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刘述周前往参加.王造时到北京受到沈钧儒、史良、沙千里等救国会老朋友和其他爱国 人士热情款待.史良并向他透露有重要工作在等着他.另外一些朋友则批评王造时解放后太消沉,今后应该多说话,在这次大会上应该发言.王造时在这种气氛下,3月20日,在政协最后一天会议上,就作了《我们的 生活一定日趋丰富美满》的发言,并且立即得到北大校长马寅初等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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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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