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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子学”概念的提出已近三年,其间举办过两次大型的“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众多学者深入讨论的基础上,这一概念的哲学理论前提渐渐鲜活起来.简言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整体规模最为广博,内部机制最具生命力的哲学载体.但是,在西汉至清末两千多年间以儒学为主体意识形态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这一思想载体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并逐渐失去了其内在的生命动力,乃至沦为单一的历史文献对象.然而在当下的信息时代,我们社会最需要的是多元化的思想、文化以及学术.因此,在回顾、研究先秦诸子学的内容时,我们应该以一种新的角度、心态来关注它,并从中汲取养分.若如此,我们不仅可以得到精神上的信仰,更能创造出新的学术天地.基于以上的共识,学界同人普遍得出以下结论：“新子学”的根本指向性是继承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形态,即方勇教授《“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等文章中多次提及的“现代向轴心时代的突破”.既然要向轴心时代突破,那我们首先需要对中国是否具有“轴心时代”作出界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索“突破”的路径.
一、对于中国“轴心时代”的内涵定义
“轴心时代”（Axial Age）理论是由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Jaspers,Karl Theodor）所提出.在形式上,他以时间节点为界,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史前文明、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四个基本阶段.其中,轴心时代文明的共同特点是人类向自身寻求正义、趋善的内在动因,并由此相应产生了多元化的哲学、思想理论派系.在实质上,雅斯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更多是指一种知识体系发展过程中逻辑顺序上的一个“原点”.这个“原点”是呈现后世知识体系的源头,无所不包.因此若要判断中国是否也同样存在“轴心时代”,我们不妨以春秋时期肇始的诸子百家为时间节点,与之前的“殷商文明”作一番比较.
中国历史中真正能作为“古代文明”阶段而被客观讨论的思想意识形态,实际上只能限于殷商自盘庚迁殷之后到东周中期这一历史阶段.如此划分的依据是,迄今可见最早的甲骨文为第一期的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四组卜辞,而下限定于东周中期的依据,则是《诗经》内《国风》和《小雅》中很多以个人视角来反思、劝谏统治阶级的作品大多产生于这个阶段.相对于“轴心时代”各个地域的人类向自身寻求内在的正义、趋善性可能性的特点,“古代文明”阶段所呈现的特质就应该是人类尚未具备完整意义的“自我认知能力”.用中国先秦哲学的话语对其所作的定义就是,人类在此时不仅没有形成“天人相合”“天人之分”的思想形态,甚至连什么是后代意义上的“天”和“人”都不具备清楚的认知.
以甲骨文为例,其中大部分内容是殷商王室对于渔捞、征伐、农业所进行占卜的记录.通过释读,我们可以发现,虽然每片甲骨所记录的具体时间、地点、对象以及最后的结果不尽相同,但它们无一例外地具备两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事件行为者与对象之间的“相对整体性”和“关系单向性”.“相对整体性”是指,这些“事件行为者”和“事件对象”虽然分别具备以“王”“帝”“天”和部落指称为代表的个体称谓,但实质上却都指代一个族群或者同一类泛化的事物.其中“王”“帝”指代部落首领以及佑护部落的先祖们,“天”指代整个不可预知的自然界及自然现象.“关系单向性”是指,“事件行为者”与“事件对象”的行为关系是“单向性”的,具体表现为部落对祖先、上天采取何种祭祀方式,从而得到相应的庇护,或者部落卜问自然界的变化对于农事、战事的影响,从而预期相应的收成和战果.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基本没有再次的反馈,即占卜的结果对于“行为主体”没有任何反向作用.
除了甲骨文,在“古代文明”阶段中最具思想特质的历史文献便是“五经”（《诗》《书》《礼》《易》《乐》）,而“五经”中大部分内容实质是一种以行为规范为主体的权威文化.正如《周礼·保氏》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我们知道,时至东周早期,受限于生产力的低下,这些所谓的“国人”“野人”只能全力投入到物质生产之中,至于“文化”“教育”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只能局限于“国子”之中.因此可以说,“国子”所学的“六艺”基本上涵盖了所有当时的知识体系以及意识形态.具体到内容,“五礼”指“吉、凶、宾、军、嘉”,“六乐”指“云门、大咸、大韶、大夏、大镬、大武”,“五射”指“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五驭”指“鸣和鸾、逐水车、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六艺”不仅涵盖了《书》《礼》《易》《乐》这“四经”中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其实际内容应当还要广泛很多.此处唯一需要进一步商榷的是《诗经》.
正如前文所述,《诗经》中除《颂》部分全为殷商及西周初年颂歌之外,在《国风》和《雅》中都存有所谓“变风变雅”的作品,这些作品大致都出现于西周中晚期以后到东周中期这一历史阶段,而这些作品恰恰可以视为民众个体对统治阶级某些行为产生不满情绪后所作的善意批评.因此,剔除“变风变雅”这一部分的内容后,《诗经》在整体上就和其他“四经”以及甲骨文献具备了相同的性质,即行为主体和客体的“相对整体性”和“关系单向性”.
而这种“变风变雅”的出现,正可视为东周中期阶段开始涌现出以孔子为开端的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变革先锋.他们打破之前思想形态的束缚,创造了多元化的向人类自身意识反思的思维格局,并且决定了后世长达几千年的意识形态及发展方向.而这与“轴心时代”人类向自身个体寻找正义、趋善性的内在动因思维特点的定义是一致的.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同样可以概括中国自身的客观历史发展进程.
二、对于中国“轴心时代”的思想“中心点”
概念的定义既已确定中国具备“轴心时代”的理论前提,我们便需要进一步论证“新子学”的创新实际上只能是对“轴心时代”回溯、突破的唯一可能性.正如上文所说,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思想多元化探索取代集权小众王室文化的历史阶段,是中华先民开始注重自我独立、自我反思,甚至开始探索将自身完全剥离社会属性甚至自然属性可能性的特殊时期.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将这个时代产生的思想仅仅局限于当时的那个历史阶段.相反地,我们甚至可以说,秦汉以后的所有思想流变实际上都源于诸子百家的时代,抑或说诸子百家时代所产生的思想形态提供了后世所有思想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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