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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探索丁玲：日本女性研究者论集》一书即将出版,本书的四位作者——秋山洋子、江上幸子、前山加奈子、田畑佐和子—是丁玲研究界知名的“四人幫”.她们从何时得有这一称号,究竟是自称还是他称?我都一无所知,也从没有向她们求问过.
这是一个亲密融洽的自由学术组合,她们的年龄却颇有参差.田畑出生于一九三八年,在四人中最为年长,一九六○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学科,随后进入东京都立大学研究生院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恰在此年五月,竹内好为 日本众议院强行通过新的日美安保法案辞去了都立大学文学部教授,田畑因此无缘在竹内好门下受教.秋山和前山分别比田畑小四岁和五岁,都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读大学,并且都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秋山后来回顾说：“那时中日尚未建交,学习中文及中国文学的学生尚属少数,但和对中国不仅缺乏理解也不甚关心的普通日本民众不同,多数选修中文的学生都极为关注中国革命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和他们同时代,因《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丁玲,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学中国文学的学生眼里,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学的令人炫目的存在.”
秋山看似淡淡的叙述里,其实牵连着重要的历史事件.首先应该注意的是“中日尚未建交”,而铸成这一事实的则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冷战格局.其次,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此种状况下,在日本国内仍有“关注中国革命及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人们,田畑、秋山、前山等选择中国文学为专业的学生即在其中.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她们的选择意味着对国家权力主导的冷战意识形态的有意悖逆,这是促使她们关注丁玲这位作家的深层动因.
但自一九五七年在中国发生的“丁玲批判”使她们陷入困境,田畑由此受到的冲击最为激烈,因为她在大学时代恰好经历了丁玲作为“革命中国”的代表作家从耀眼位置上被打落下来.尽管田畑以丁玲为题写完了硕士论文,但此后她便长时期“断念了丁玲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可见幻灭和创痛之深.秋山和前山读大学时,“丁玲批判”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也许没有像田畑那样感受到精神挫伤,但也没有像前辈学人竹内实、高畠穰、丸山升等人那样,直面“丁玲批判”这一事件,冷静分析批判言论的暴力性,或以扎实的考证追问由这些暴力性言论构造出来的“事实”（如所谓的“丁玲转向”问题）之真相,并进而思考中国革命的复杂和曲折（有关这几位学者就“丁玲批判”所做的考察和分析,小林二男的《丁玲在日本》一文做了比较详细的评述）；从田畑和秋山后来的追述隐约可以感受到,作为年轻的女性学生,她们不仅仅是因为思考力尚不足以应对如此沉重而宏大的问题而选择了对之保持缄默,或者感情用事地由此疏远了中国文学,实际上她们是以更为迂回的方式,探索着接近“中国文学”和理解中国的新途径.正因为如此,大约过了十多年之后,丁玲和她的文学才因为另外的契机重新进入她们的研究视野.
二
据列在本书第一篇的秋山洋子的文章《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美的女性运动和丁玲》所言,这契机首先来自在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兴起的“第二次妇女解放运动”.该运动之早期发端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女性要求参政权、争取和男性平等社会地位的运动,“二战”以后则逐渐发展为全面批判男权主导的社会所造成的性别等级差异的思想潮流.但秋山等人之所以对来自美国的女性主义（Feminism）运动产生共鸣,则主要源自自身的生活处境.如秋山所描述的那样,作为知识女性不能学有所用,只能在家里做主妇,这使她深感苦恼,而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谓“经济高度增长”的日本,这其实是很多女性普遍遭遇的困境.秋山等人的“女性主义”意识是从自身的人生境况里生发出来的,所以她们的观察和论述也就总是带着浓厚的个人经验印记,并以此区别于那些漂浮在理论层面进行概念操作的女性主义论者.在这样的脉络里,丁玲及其作品重新进入她们的视野,亦可以说是她们青年时代“中国文学经验”的复苏.
秋山洋子说：一九七四年在同人杂志上和译文《“三八”节有感》同时发表的短文《关于丁玲》,“是我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上的最初尝试”.田畑则认为：此文“具有重要的先驱意义”,显示了秋山的“先见之明”（参见田畑佐和子：《秋山洋子さんを悼む》）.如果说日本的丁玲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个“女性主义”的转向,那么,秋山的《关于丁玲》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标志.收在本书的各篇论文,无疑也都属于同一谱系.和前辈学人相比,本书的作者们似乎无意继续围绕着前辈学者所提起的政治和文学、革命和知识分子等传统命题进行讨论,而更希望以女性主义的视点探索解释丁玲及其作品的另外途径.
前山加奈子的论文《新生活的新棘刺》明言“政治和文学挂钩”“把文艺只是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宣传工具来加以评价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强调“今后需要的是超越（这一）框架来寻求作者真髓的工作”.在该文中,前山全面梳理了《在医院中时》发表以来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不同时期的各种评论之后,认为即使是对小说持肯定意见的评价,也过多聚焦于如何描写抗日根据地这一环境,而忽略了主人公陆萍作为丁玲作品中“一个崭新出世的女性”之特点.在前山看来,如果改换一个视点,“更单纯地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把握问题的时候,就会给读者予以一个新型而又积极的课题,就是陆萍的‘解放度’”.也就是说,在前山看来,应该从女性解放的意义上考察陆萍的“解放度”,才会认识到陆萍在丁玲小说的女性形象谱系上的创新性.而值得注意的是,前山文章的结尾处还言及丁玲借助小说提出来的“组织者的现实和变革者所应有的素质”问题,认为丁玲所设定的理想状态是“革命组织集体内的人同时应有组织者以及变革者的素质”,但在“现实中几乎只有前者”,甚至忘记了后者,这是比物质和经济匮乏更严重的劣化环境的因素,而《在医院中时》恰是在这一意义上描写了根据地的“恶劣环境”.应该注意,这段分析表明,前山的论文并未完全贯彻她自己预设的“更单纯地从女性的社会地位来把握问题”.
那么,前山是否同时也在寻求并不“单纯”限定在“女性”的复线视点?她没有就此予以清晰说明.而在《美琳和玛丽的女性主义》一文,她的女性主义意识似乎反而变得更为鲜明强烈,她把关注点特别 到丁玲小说《一九三○年春上海》的两个女性人物美琳和玛丽身上,尤其是对后者.前山注意到丁玲对这个青年女性“自由享乐”的行为和心理所做的“细腻又热情”的描写,既“不冷淡,也不带攻击性”,她读出了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欣赏和理解,并由此提问：难道丁玲“只是为了让站在‘革命’立场的望微（小说中的男主角—引者注）选择‘革命还是恋爱’,才让她登场吗”?前山给出的回答是否定的,她认为玛丽在小说中是个丰满且具有独立存在意义的形象,表现了接近“革命”周边的“摩登女郎”对自我生活道路的探索.参证丁玲小说文本,可以说前山的分析相当有说服力,她不仅从“摩登女郎”谱系对玛丽形象提出了新解读,也矫正了长期被援引的“革命+恋爱”分析模式的盲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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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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