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女性主义视野下平原三部曲中女性形象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女性主义视野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李佩甫在“平原三部曲”中着力塑造了理想型的女性形象、诱惑者的形象、符号化的女性形象和作为工具存在的女性形象,她们集中体现了作家的女性观.这些女性形象都缺乏独立的自我,沦为男性的附庸,成为男性眼中的“他者”.她们是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所蕴含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学呈现,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因而并非真实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平原三部曲” 女性形象 男性中心意识
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由《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三部小说组成.“平原三部曲”塑造了众多生活在豫中平原的女性形象.她们是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所蕴含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学呈现,体现了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想象和价值判断,因而并非真实的女性形象.从总体上看,“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书写并没有摆脱传统男权意识的束缚.本文旨在从女性主义的角度出发分析“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探讨.
一、女性形象的主要类型
男性形象是“平原三部曲”中的主角,他们常常是作品中的统治者,集智慧和能力于一体.如《羊的门》中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呼国庆、呼天成；《城的灯》中的在军队里苦心经营的农村人冯家昌；《生命册》中在生意场上使出浑身解数的吴志鹏、骆国栋.和男性形象相比,“平原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常常处于被动和被阉割的地位.她们缺失女性自我主体意识,沦为男性的附庸.她们印证了西蒙·波伏娃一句名言：“女人不是天生的,是生成的.”①这些女性形象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形象.
首先是理想型的女性形象,代表人物有《城的灯》中的刘汉香、《生命册》中的卫丽丽.她们不但外表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行为举止也符合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城的灯》中的刘汉香不仅长得美,还是村支书的女儿,她爱上了同村的穷小子冯家昌.刘汉香在冯家昌当兵期间照顾他的父亲和四个弟弟.当她知道冯家昌娶了城市的女人后并没有大哭大闹,而是继续帮他家修建新房,带领全村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她一生未嫁,即使被抛弃,也对冯家昌忠贞不贰.《生命册》中的卫丽丽深爱着骆驼,尽管骆驼身体残疾、离过婚,为此她不惜和家人决裂,辞去公职去北京照顾骆驼.当她知道骆驼还有别的女人后,她不哭不闹,仍然在骆驼身后为他打理大小事务.她们的行为堪称贤妻良母的典范,是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李佩甫在字里行间从不掩饰对这一类女性形象的夸赞：“卫丽丽真是个好女人.我要说,像卫丽丽这样的女子是很难遇的.”②“纵然这个时候,有着身孕的卫丽丽仍然没有忘记要帮衬骆驼等是她替骆驼给我订购了阿比西尼亚玫瑰.这是一个好女人的善意.”③刘汉香和卫丽丽的共同点在于,她们都在男人背后默默付出不求回报,即使男人另觅新欢也毫无怨言,依旧对男人忠贞不贰.在作家看来,这些都是她们成为好女人的原因所在.
如果理想型女性形象是李佩甫眼中的天使,那么小说中另一群充满诱惑力的女性形象则被塑造为妖妇.《羊的门》中的谢丽娟、秀丫,《生命册》中的梅村,都是典型的诱惑者形象,她们被塑造为主动给男人投怀送抱的诱惑者.谢丽娟下乡考察干部认识了呼国庆,暗中帮忙让他当上了县长.等到呼国庆去单位主动约她吃饭时她却欲擒故纵,对他十分冷淡.等他去她家时,她又极尽魅惑之能事,一连换八套衣服一一展示给呼国庆看,呼国庆终于在她的诱惑和挑逗中沦陷了；秀丫一次次在呼天成面前脱光了衣服,求他把她撕撕吃了吧,呼天成只是抽烟、看报纸、练功来满足自己变态的 ；梅村主动推开了吴志鹏宿舍的门,扑进他的怀里说“让我暖暖你”,后来她又遇到了画家雁九天,为艺术献身甘当他的裸体模特,主动向画家提出“你要了我吧”.在李佩甫眼中,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让她们沦为诱惑者.然而现实是,“男人一面把女人在文本 成可供欣赏的艺术对象,女人一面在现实中把自己修饰成艺术品吸引男人”④,男性的诱导和女性的自我规训使得女性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靠,从而导致了自我的丧失.
除了这些主动诱惑男性的女性形象外,漂亮女性的存在本身对于男性来说同样是诱惑者,这从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第一印象的描写中便可见一斑.在作家笔下,女性变成男性欣赏的对象,带有明显的玩弄意味.《城的灯》中的冯家昌看到刘汉香觉得她“长着长着,一下子灿烂了”,活脱脱一个“大白桃”；《羊的门》中呼天成把秀丫看成一棵叫人发疯的“白菜”,呼国庆视谢丽娟为鲜艳无比的“红色小樱桃”；《生命册》中的吴志鹏第一次见到梅村,觉得她的笑容像“密制三刀”,看到她精致的五官不禁感叹“樱桃熟了,真好”；吴志鹏在城市偶遇了出落成大姑娘的苇香,他感觉她就像一个熟透了的鲜艳无比的桃子.这里,作家用“桃子”“白菜”“樱桃”这些极具象征意味的词语来形容女性的美,带有明显的性诱惑意味,这些长相漂亮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眼中 的对象.
其三是缺少自我的符号化女性形象.现代符号学思想源自于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他把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定义为符号,认为符号具有任意性.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指出：“能指和所指的联系是任意的,或者,因为我们所说的符号是指能指和所指相连接所产生的整体,我们可以更简单地说：语言符号是任意的.”⑤男性作家所代表的社会主流话语限定了女性身上的符号标识,女性（能指）和社会所限定的女性角色如妻子、母亲（所指）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女性主义者看来,“广义的女性除了母性和妻性之外,還应该有更根本的支撑：非妻非母的纯粹女性,即作为人的独立自我”⑥,因而只有妻性和母性的女性实际上只是符号化的女性形象.
《生命册》中的虫嫂就是这类“符号化”女性的代表.她一生为了别人而活,为了丈夫,为了孩子,唯独没有想到自己.她外表丑陋不堪,吴志鹏对她的印象是“袖珍”“小短腿”“个小屁股大”.除此之外,她的身份也不甚光彩,因为她还是村里有名的小偷.她不仅偷东西肆无忌惮,还成了一个卖“枣山子”（暗指 ）的女人.虫嫂为了一家的生计奔波劳碌,承受了各种屈辱,最终让三个孩子考上大学离开了农村.这里,作家看似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光辉的母亲形象,但这一形象背后却蕴含着男性对女性的价值判断,即女性的价值在于她所扮演的妻子和母亲的角色,而不在于女性的自我存在.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常常压抑着女性自我,使她们成为无足轻重的“他者”.另有一些女性形象只是作为妻子这个单一的“所指”而存在,如《羊的门》中呼国栋的妻子吴广文、呼天成的妻子,以及《生命册》中吴志鹏和骆驼的妻子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是男性眼中空洞的概念和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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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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