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当代文论中人民性问题的流变是关于人民性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人民性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人民性”曾经是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文学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精神得以全面贯彻,文学理论话语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壮志豪情集中体现为“人民性”成为文艺理论的焦点话题,以及以“人民性”为标尺对古今中外文艺信心满怀地梳理、择选与评判.黄药眠较早从理论上对“人民性”做出概括,而以群、巴人等文艺理论家对“人民性”的论述则较为系统、影响较大.“”之前,“人民性”一直是臧否文学的权威标准.“”期间,“人民性”遭到“阶级性”的极度压制,以至于成了言说的禁区.“拨乱反正”之后,“人民性”又重新成为诸多文艺论著研讨的热点话题.80年代,“人民性”尽管在批判的意义上重放光彩,但其衰落的趋向已难以挽回.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人民性”又被重新启用.但与之前肯定的意涵相比,它更多的是在反思的、批评的层面上被使用来评说文学史,不少批评家还将“人民性”与底层写作联系起来.新千年中期前后,一些理论家围绕“人民性”的重建问题进行了激烈论争.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确立了人民性的审美规范,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引领中国文艺未来发展的明确纲领.人民美学以人民大众为表现主体,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在精神；人民美学既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又是开放的美学体系.人民美学是社会主义文艺区别于其他文艺形式的根本特征,是建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无可替代的美学力量.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人民性；变迁
[中图分类号]I02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8）01-0055-06
从理论资源上说,“人民性”这一文论概念源自俄国.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一文中,普希金描述过它在19世纪20年代被使用的盛况：“从某个时候起,谈论人民性,要求人民性,埋怨文学作品中缺乏人民性,在我们这已经习以为常了,然而谁都不肯下一个定义,说明他所说的人民性一词有何含义.”[1]34在他看来,作家的“人民性”是一种只能为本国同胞充分赏识的优点,因为气候、政体、信仰等赋予每个民族一副特殊的容貌,它们在诗歌的镜子中多少有所反映.显然,在文学反映论的框架之下,“人民性”实际上几乎被等同于民族性.而这种流行其时的见解,一直到别林斯基才被厘清.他认为,“民族”的含义比“人民”更为广泛.前者意味着从最低到最高的全体人民,而后者则总是意味着一个国家最低的、最基本阶层的民众.对于作家而言,这两方面都应兼顾到：“民族的诗人在自己的作品里一方面要表现以人民群众为代表的、基本的、混同的、难以明确说出来的实质,一方面还要表现在全民族最有教养的阶层生活中所发展着的这种实质确定的意义.”[2]82到了现代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那里,上述革命主义式的兼顾往往被毫不吝惜地打破.“人民性”不仅从真正优秀艺术作品的必要条件而非优点,一跃成为判断文艺是否进步的准绳,而且就连“人民”本身的内涵也被剧烈改变.
一、人民性：文学批评的圭臬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牢固地夯定了“人民”的界桩：“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讲话》关于文学为以上四种人服务的精神得以全面贯彻,文学理论话语中人民当家做主的壮志豪情,集中体现为“人民性”成为文艺理论的焦点话题,以及以“人民性”为标尺对古今中外文艺信心满怀地梳理、择选与评判.
1949年,陈涌在《对关于学习旧文学的话的意见》一文中较早谈及“人民性”：“中国过去的文学也正如外国的和民间文学一样,至少有两方面是可以学习的,这就是一切属于人民性的内容和属于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4]21而黄药眠则较早对“人民性”做出了真正的理论概括,他在《论文学中的人民性》中开篇就指出,“人民性”是历史的范畴,讨论“人民性”时首先必须反对两种错误：一是“拿简单的阶级概念来代替文学中人民性的复杂内容.他们只机械地把作品中的人物贴上代表某某阶级的签条,并从作品中摭拾一两段话用来断定作家是属于某一阶级”；二是“根本取消了产生这一个作品的时代之阶级的分析,也不顾作者在创作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而只空泛地用‘人民的’或‘有人民性的’字样加在某些作品的上面”.这里对反面意见的批判,显示了对“人民性”与“阶级性”两者之间关系的辩证分析,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从正面来说,他认为“人民性”须要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其一,“作品所描写的对象（人物与故事）是为人民大众所直接和间接地关心,或对人民大众的生活有重要意义”；其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代,作者以当时的进步立场来处理题材,真实地反映了生活”；其三,“作品所描写的现象范围广泛,揭露深刻,刻画有力,并以大众化形式表现出它的高度的艺术性”；其四,“作者在作品中以具体的形象表现出了当时人民大众的要求、愿望和情绪”[5]36.需要指出的是,这四个特点并非要求每一个都必不可少,但裁量某部作品“人民性”的有无最为重要的还是第二条.套用美国文论家艾布拉姆斯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说,可以看出,黄药眠所言的四点内容涉及世界、作家、作品、读者四个维度.当然,这个构架并未超出反映论的界限.
对“人民性”较为系统、影响较大的论述,当数以群、巴人等理论家.两者都将“人民性”与“阶级性”“党性”并论,这意味着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党性”是“阶级性”与“人民性”发展的高级阶段,也是三者中的核心部分.不同的是,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将三者归进“文学与政治”这一章之下,而巴人的《文学论稿》则将其纳入“文学的思想性”一章.从它们的章节标题上可以简要地一窥个中堂奥.“文学与政治”分为三节：第一节是“文学的阶级性”,其中包括三个小标题：“文学表現着一定阶级的意识”“文学为一定的政治服务”“超阶级、超政治的文学是不存在的”；第二节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党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要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两个小标题；第三节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必须为工农兵群众服务”,又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服务对象”“革命文学工作的普及与提高”“文学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三个层次[6].在这种论述中,“人民性”被归属于革命文学的服务对象问题.不难发现,《讲话》是其展开叙述的底本或依归.而“文学的思想性”这一章下,第一节是“文学的阶级性”,有三个层次：“文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统治阶级对待文学艺术的态度”“文学艺术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第三节是“文学的党性原则”,分三个层次：“现实主义与倾向性”“列宁的关于文学的党性原则”“新的现实与新的任务”.相比之下,“阶级性”与“党性”的讨论与前述大同小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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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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