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和政府行为是关于政府行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政府行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关键词：后单位社会；住房保障；福利政治；政府绩效；社会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072-08
一、研究的问题
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依法为所有公民普遍提供旨在保证一定生活水平和尽可能提高生活质量的资金和服务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无法通过市场自发获得,必须通过政府的再分配,社会福利的配置状况同时也是政府为了政权的合法性而进行的社会政策过程.同时,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社会福利的获得也是一个权利争夺的过程.因此,社会福利既是一种抗争的结果,也是社会治理的手段,在本质上体现着政治属性.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将“政治”描述为“谁得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获得的”.对于住房福利,郭于华曾撰文提出,居住是最重要的生存基础和生活内容,维护合法的居住权就是保护作为生存权的人权,因而,维护自己的合法居住权并追求社会公正,对于公民而言就是最大的政治.
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历来就是政治化的产物,并呈现出一种政治化的运作方式.一方面,在社会福利资源的配置上,各派政治力量必然存在意见分歧,因而也倾向于实现自己的主张,这些主张往往是为了获得社会支持,促进政治力量获得社会权力.另一方面,政府通过社会福利资源的配置解决弱势群体的现实生活困难,避免或减少社会冲突和犯罪,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在福利国家中,“福利政策的最终实施并非是由需求和供给的逻辑决定的,而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力量交互作用的产物.福利国家不是自在自为的,而是受制于各种形态的社会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对于福利国家的认同”.福利本身就是为了打破由市场化建构的社会不平等的利益格局,因此也具有一种革命的性质.如艾斯宾·安德森所言,福利国家不仅仅是一种干预,甚至可能是纠正结构不公正的机制,它本身就是一个进行社会分层的体系,是一种改变社会关系的积极的力量.在福利国家政治里,福利的获得与群体的组织化手段密切相关,其手段是有组织的政治活动.利益群体通过组织和政治手段塑造社会福利政策.同样,一种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也终将在塑造新的利益群体中发挥作用.福利政治的核心要素是福利对不同社会群体的影响和不同社会群体对福利的影响,这其中反映的是福利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福利除了反映着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所持的道德及政治立场,同时也与国家的经济目标关联在一起,所以不同的国家和同一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所采用的福利模式也不尽相同.
福利国家的实践表明,福利制度实践需要在现实的社会结构体系中呈现出真实的效果,福利政治总是打上体制和社会结构的烙印.吉登斯认为社会结构是由规则和资源构成的,制度实践就是“那些深深嵌入具体时空之中的实践.行动者的实践既受到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又得到社会结构的使能和赋权”.在住房福利制度实践方面,不同的社会结构也必然导致不同的制度实践结果.在中国城市社会,住房福利的配置必然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体制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实践逻辑,这种实践逻辑决定着弱势群体居住权利能否实现,因此也将成为衡量住房保障政策合法性的标准.鉴于此,从当下“后单位社会”中住房保障制度实践人手,探究这一时期福利实践中的权力关系、政府行为及其实践后果,可以对“后单位社会”的福利政治逻辑有一个基本的把握,从而有助于在改革过程中优化社会权力关系,通过制度创新促进住房保障的公平与公正.
二、单位体制下的住房福利的政治意蕴
住房福利的供给中体现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以及联结方式.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控制载体,住房作为一种国家福利是在单位组织的框架中完成,单位内部形成一种独特的福利政治逻辑.建房资金来源于国家财政和企业福利基金,职工不承担住房建设投入的责任.住房分配采用无偿的实物福利分配制,主要依据工龄、厂龄、家庭人员的结构等非经济性因素.在住房福利资源配置中,单位组织更像是行政机构而非经济组织,承担国家代理人的管理职能,导致单位组织内住房福利的获得与个人的实际劳动贡献并不十分相关.
除了以上诸多的非经济因素外,在单位组织内与管理者的私人关系在住房获得中发挥关键作用.华尔德认为,由于市场发展极不充分,在单位时代的工厂担当起分配公共福利的职责,工作单位被政治组织化并在国家的统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工厂的行政管理中,车间里的领导和党的干部具有相当大的个人决定权.正是由于这种个人决定权,单位组织内被领导欣赏的“积极分子”在资源获得中占据明显的优势,而决定“积极分子”的因素主要不是工作中的表现,而是对领导的服从以及与领导者的私人关系.因此,在福利房的获得方面,非正式的“幕后操作”就具有了关键价值,其后果是住房福利分配中的腐败蔓延、弊端丛生.即便是有职代会来约束这些行为,但是这些约束力往往是有限的,也不能遏制管理者在组织中的独断势力.因此,这种以单位组织为框架的住房福利分配模式的后果必然是一部分人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被剥夺,住房分配因此无法做到公平公正.
除了单位组织内部权力关系运作影响住房福利分配以外,单位时代更大的住房福利差别体现在组织之间.由于资源的配置是以计划的方式而非市场化的方式,所以组织在国家权力序列中的位置也决定了组织所掌握资源的多寡.那些处在较高层次的或拥有垄断资源的单位组织有能力建设数量较多、质量较好、面积较大的住房,而那些级别较低、资源较少的单位组织职工的住房总是处于短缺之中.每个单位的组织资源具有重大差别,个人在不同的单位工作则占有不同的组织资源因而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拥有不同的住房标准.边燕杰的研究认为,由于中国城镇90%职工是在国有的全民、集体所有制单位里工作,单位建房和分房的成功实际上是国家权力下放和责任分解的成功,是“大公”变“小公”的结果.城镇住房不平等的背后是“单位制”的不平等.正是因为如此,在“单位制”时代,找房子和找单位几乎是“等价”的.找到了好的单位就等于有了住房的保障,而要找到好的单位除了自身所要具有的条件之外,还要动员各种社会关系.在当时,住房等福利资源较好的单位往往会设置很高的壁垒,单位组织处在纵向行政控制体系和横向联系的网络之中,各个层面能够对单位组织有产生影响的权力源都可以对组织的决策做出干预.因此,当时社会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成为社会成员找到“好单位”,进而获得好的住房福利的主要渠道.综上可见,在“单位制时代”,住房福利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广大社会成员住房短缺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住房公平的问题,改革成为促进公平和效率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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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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