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非政府组织参和全球治理的合法性与其行动策略是关于本文可作为相关专业非政府组织论文写作研究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非政府组织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
摘 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非政府组织亟需走出国门,参与全球治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非政府组织不得不面临合法性的挑战.基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的分析框架,以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尼泊尔救灾行动为案例,分析中国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获取身份、行为和结果合法性的行动策略.
关键词：中国非政府组织；全球治理；合法性；行动策略；海外救灾
中图分类号：D632.9；D5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7）06-0015-10
作者简介：王 杨,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北京 100083）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NGO亟需走出国门,在国际舞台扮演新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以来,与中国政府和企业相比,在全球治理体系中,中国NGO的参与少、影响小,在全球公共事务中的话语权小.作为政府与企业之外的新兴行动者,中国NGO还缺乏走出去的能力和经验,面临许多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合法性的挑战1.合法性不足,会限制中国NGO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效率,影响其在国际议题建构中的话语权,削弱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影响力.因此,需要加强对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及其获取策略的研究,总结合法化的行动经验,指导中国NGO更有效地“走出去”,在全球性社会问题解决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发挥民间外交的功能.
近年来,中国NGO加快了“走出去”步伐,呈现了较快的发展趋势.截止到2015年11月,中国（包括港澳台）有348家NGO拥有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比2013年9月的44家增长了近7倍1.特别是在一些国际巨灾时,越来越多中国NGO开始积极响应.如在尼泊尔地震、厄瓜多尔与海地地震等灾难发生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中国NGO,几乎是零时差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改写了国际化救援工作的历史.以全球救灾为契机,中国NGO的海外长期项目和海外办公室也逐渐增多.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试图为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建立一个理解合法性的分析框架,并以中国NGO参与全球救灾的实践为切入点,分析和总结中国NGO获取合法性的行动策略.为此我们对参与尼泊尔救灾中的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和公羊会等NGO的灾害响应过程和行动开展了研究.研究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中国NGO通过什么路径和策略获取全球救灾中的合法性”两个问题展开.
二、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框架
对组织合法性的理解和划分主要有两种标准.一种按照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内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2,组织内部合法性是指组织所获得的组织内部成员的承认、支持和服从.或者说,组织合法性的内部资源基础是来自于组织内部成员的承认、支持和服从.组织外部合法性是指组织获得的组织外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的承认、支持和服从.或者更准确地说,组织合法性的外部资源基础是来自于组织外与组织相关联的社会势力成员对组织的承认、支持和服从3.另一种维度是按照研究路径将合法性分为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制度视角用合法性来理解组织与制度的关系,把合法性看成一种结构化、标准化的信念模式,运用合法性适应外部环境,解释组织趋同4.制度视角中,合法性是指在一个由社会存在的规范、价值、信仰所定义的体制中,一个实体的行为被认为是恰当的、合适的、广泛的感知和肯定5.战略视角则将合法性理解为能帮助组织获得外部环境认可的重要资源,合法性可以通过合法性策略获得、维持或修复,并且不再被环境所束缚.其代表人物Scott将合法性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认知合法性6,说明组织获得合法性的三个来源.
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NGO参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制度视角的内部合法性研究.或者从实体合法性、程序合法性、文化合法性和系统合法性等角度理解NGO的合法性,或者概括了合法性的三种潜在来源：NGO的目标和原则、NGO的社会构成及其在决策中的参与、NGO的政策及其对他人的影响7.比较而言,目前关于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外部合法性研究较为贫乏,这可能与西方NGO长期参与全球治理并形成了主流话语体系的历史有关,国际社会普遍接受了既成事实,因而缺乏外部的战略视角研究.然而,作为全球治理的新兴行动者,外部合法性是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并会影响其内部合法性的建构,因此,从战略视角研究中国NGO走出去的外部合法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外部的战略视角出发,组织获取合法性是一个多重客体的制度化演进过程,合法性客体主要包括结构（身份、程序）与结果.研究认为,组织的权威结构和组织的外部合法性密切相关.与组织相联系的社会所关注的组织是否合法的核心就是组织的权威结构,尤其在现代社会中,正式规范对组织合法性的最基本要求也是组织应当具有正式权威结构8.组织的权威结构具体体现为组织的角色与程序,组织合法性的获取是组织积极调整结构与行为程序以取得社会认可及扩大公众认知的过程1.此外,具有合法性的组织是在特定环境中建立的制度化组织,组织的绩效和可持续发展等结果与制度化的共同演进才能真正获得合法性2.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存在着价值体系、资源、能力、经验、文化等困境,面临着一个复杂而全新的制度情境,其合法化必然是一个多维度的制度化过程.首先需要取得全球社会中权威性认可的组织身份,并采取适当的行为程序获得国际社会接纳.同时,在面向全球公共问题的跨国行动中,实现提供有效公共物品的结果.因此,本文认为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可以从外部的战略视角出发,围绕身份合法性、行为合法性和结果合法性三个维度展开.
1. 身份合法性
身份合法性主要指NGO参与全球治理中获得相关利益群体认可的主体身份,其中包括主权国家准入、行业准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认可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准入的合法性.NGO参与全球治理首先应当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在主权国家准入的基础上,开展跨国行动.国家主权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规定的最基本原则,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NGO在主权国家广泛开展活动,对全球治理发挥积极作用3.NGO在主权国家各个领域开展活动,首先必须得到主权国家的准入.以全球救灾为例,重特大自然灾害救援首先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是否有必要在重灾后进行国际救援,启动相关的协调机制,应遵循受灾国的意见.第二,行业准入的合法性.对民间行动者来说,行业准入属于一种软性的合法性,并非源自既定的政治和法律规范.行业准入或认可是在全球治理网络中高度分散的行动者理性之间的生产规范化、制度化协调的合法性要求.在跨国和全球治理网络中,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行动者的合法性来源和要求在时空上并存,各行动者的合法性原则和策略可以加强、冲突或相互抵消.一段时间内,跨国NGO之间形成了或多或少的一致性的合法性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构成一个功能网络.功能网络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可靠的社会环境,使相互之间的信任得以发展4.NGO尤其依赖于全球治理网络中其他行动者共同保证和积累的信任,這可能大大增强他们的政治分量和影响力.第三,其他利益相关方认可.代表性和问责是对NGO身份的基本要求,NGO参与全球治理应当对其支持者和受益者负责.潜在假设在于NGO应该在其支持者的利益和偏好的基础上决策,采纳利益相关方的意见1.在全球设置中,NGO常常被质疑缺少明显的社会基础,由于其支持者和受益人在决策中扮演的角色不明确.从外部合法性角度看,中国NGO参与全球治理的外部其他利益相关方主要包括受援国当地社区与本土NGO.因此,其身份合法性还包括获得除主权国家和行业外,受援国当地社区与本土NGO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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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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