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府数据开放:中美比较和路径优化是关于本文可作为中美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美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科学推进政府数据开放进程已成为各国政府日趋必要与紧迫的议题.政府数据开放实践推进需要构建制度约束、平台建设和管理应用三个宏观逻辑维度.通过回顾中美两国政府数据公开实践进程,围绕行政生态、顶层设计以及专业化程度对政府数据公开的政策法规的影响,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程度对政府数据平台的功能设计与技术特征的影响,管理工具的选择对政府数据公开的使用与开发的影响展开对比考量,结合我国国情,在科学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实践路径时需要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的专业性,数据平台交互的便捷化,数据管理工具选择的灵活度.
关键词：政府数据开放；影响因素；路径优化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7）04-0118-06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政府在日常管理实践中采集、记录、存储数据的能力也相应地不断提升,而且与其他社会组织或个人相比,其作为运用公共权力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部门,数据信息收集的优势更为明显,也更为全面.政府所拥有的海量数据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也是整个社会大数据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政府开放其保有的数据供社会增值开发和创新应用,为社会生产、公众生活服务,可助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升公众参与和政民合作,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愈加关注,对于政府数据的需求不再简单地停留在了解阶段,而是开始去更多的深入挖掘和使用,在这种背景之下,如何去满足不同层次公众对于政府数据的差异化需求,持续稳步地推进政府数据的无差异化公开,塑造更加透明的媒体形象,更好地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已成为政府部门需要迎接的重大挑战.美国政府在数据开放相关的制度建设、管理实践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通过回顾中美两国政府数据公开实践进程,围绕行政生态、顶层设计以及专业化程度对政府数据公开的政策法规的影响,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程度对政府数据平台的功能设计与技术特征的影响,管理工具的选择对政府数据公开的使用与开发的影响展开对比考量,收获借鉴和启示,不盲目排外、不崇洋媚外,结合我国国情,努力探索我国科学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实践路径.
一、行政生态、顶层设计以及专业化程度等因素对政府数据公开相关政策法规的影响
政府的数据公开管理实践活动应当受到其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的指导和约束.也就是说,政策法规是政府行为的前提和基础,政策法规不仅能够从上而下的推动政府数据公开的进程,同时也可以通过对于数据公开内容范围的确定,在满足公众数据需求与保护国家机密和公众隐私间达到一个平衡.除此以外,政策法规还能为数据公开设立发布标准以及公众使用的原则,对数据公开方与受众均进行规范和引导.所以,在对中美两国政府数据公开进行比较时,首先应该对影响中美两国数据公开的政策法规体系的因素进行解读和比较.
1.行政生态的差异导致了美国政府数据公开相关的法制进程远早于中国,在数据公开方面的法理依据更为充足.美国由于早期移民来源的特殊性,大部分美国人都能获得初等教育基础的知识,很多人在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立法以及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水平相当,教育理念更加灵活,也更加倾向于实践,也由于两党制下党和共和党彼此的攻讦[1],美国民众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诉求也比较强烈,正是在这种行政生态背景之下,在1967年,就由美国总统签署并开始实施《信息自由法》,为充分实现政府信息公开,美国政府也不断对该法案进行补充和修订,形成了公开为主、不公开为辅的行政文化[2].
中国在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盲比例居高不下,民众对于获取政府信息的诉求并不强烈,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实施,公众的文化程度有了一定提升之后,对于政府信息和数据的知悉、对政府的监督意识才逐渐觉醒,也是在此背景之下,2007年1月,经由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时任总理温家宝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开始实施.
2.顶层设计的差异导致了美国政府数据公开的行动更为迅速,政府部门协同也更为一致.中美两国政府数据公开背后都有顶层设计的倡导和推动,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天,就发表了“透明度和开放政府”备忘录,明确表示他的政府“致力于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水平”,并促进透明度,公众参与,以及政府和美国人民之间的合作[3].同年12月,白宫方面发布了《开放政府指令》,文中明确指出开放政府的原则是透明参与和协作.同时该政府指令还在鼓励各机构推进他们的开放政府措施早于这些期限规定了开放行动的最后期限,2014年3月,奥巴马政府确立了跨机构开放数据的优先目标用以评估联邦对于开放数据方面的努力.5月,《美国开放数据行动计划》发布.以美国农业部为例,2010年到2016年间,该部开放规划已历经1.0（2010）,1.1（2010）,2.0（2012）,3.0（2014）,4.0（2016）四次迭代.
2014年3月李克強总理任期内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出现了“大数据”.2015年3月,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期间,李克强总理在讨论会上对与会人员提出的“让政府数据实现共享和公开”高度认同,自此中国国家级政府数据公开开始启动.同年4月,《国务院关于印发2015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中就以文本的形式明确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政府数据公开,在2015年8月《国务院关于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通知》中指出要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卫生、就业、社保、地理、文化、教育、科技、资源、农业、环境、安监、金融、质量、统计、气象、海洋、企业登记监管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社会开放,确立了公共数据公开的范围,但对于数据公开的具体原则和标准则缺乏明确的规定.2015年10月,作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意图和政府工作重点风向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第二十七章“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中就指出把大数据作为基础性战略资源,全面实施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加快推动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开发应用.2016年12月7日,国务院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其中规划的重点是打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和“孤岛”,加快推进公共数据资源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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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基于国际评估体系政府数据开放指标特征和模式分析 （1 武汉大学信息资源研究中心 湖北武汉 430072）（2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摘 要：文章从开放政府数据评估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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