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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晚清之际就遭受质疑的文言,在新文学运动初期更是被视为白话不共戴天之“死敌”.但无论是胡适还是后起的白话新诗人,都无法摆脱文言的影响.文言自始至终就没有被完全驱逐出现代新诗的领地,而是始终潜存于貌似“彻底”白话的语言形式之中.
[关键词] 文言；白话；现代新诗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3-0067-06
自从胡适倡导“白话文学”,而且把诗歌作为突破口进行尝试后,白话就成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标记.和之相对的文言则成为白话及新诗不共戴天的“死敌”.自20世纪末起,有人开始总结“五四”以降现代新诗发展中的得失成败,并对其语言形式——白话进行了重新审视.这无疑是对现代新诗创作和研究思路的一种有益补充和拓展.但无论是自胡适以来白话新诗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还是持续至今的质疑之声,都相对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现代新诗从最初兴起、走向繁盛乃至走过百年风雨的今天,都一直无法摆脱甚至主动吁求文言的介入.换言之,文言始终就没有被驱逐出现代新诗的领地,而是始终潜存于貌似“彻底”白话的语言形式之下,并不时浮出水面,彰显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和地位.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将会导致对现代新诗及其语言形式片面的理解,更会遮蔽文言在现代新诗建构中的历史功绩.
一
晚清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的历史阶段,也是以文言为代表的语言文字被集中质疑的肇始时期.早在19世纪60、70年代,黄遵宪就表达了对文言的强烈不满：“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悯.众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杂感》）明确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的主张,倡导言文一致.1887年,他通过对日本等外国语言文字的考察,进一步发现了文言的弊端,提出“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1]的解决路向.宋恕、卢戆章、谭嗣同、陈荣衮、梁启超等文化先驱不仅继承了黄遵宪寻求语言文字变革的实践主题,而且把文言和社会思想、民族意识乃至全球化视野紧密结合起来,甚至视之为阻拦中国迎纳世界的障碍和“祸亡中国”的病根.1898年,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正式祭出“崇白话废文言”的大旗.一方面,他在拼音化道路之外另辟蹊径,把所要探寻的新式语言工具明确落实到“白话”之上；另一方面,直接把“文言”和“白话”置入二元对立的格局之中,强化了“白话”作为开启民智、兴盛实学乃至改革中国、昌鼎民族的工具效能.可见,晚清文化先驱所关注的“白话”并非一个语言学的概念实体,而是一种用来思想启蒙、改革社会乃至救亡图存的“工具”.事实上,这一价值判断和思想谱系从一开始便显露了难以克服的弊端：一方面,让语言承担了无法承受之重,将其和社会变革、民族强盛的重大历史使命僵硬地捆绑在一起；另一方面,“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开始显露出来.这种语言工具论显然遮蔽了文言在文学中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尽管如此,在国家衰落、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它仍然成为晚清语言文字运动、文学改良乃至后来的“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资源和思维范型.
沿承晚清语言变革的余绪,文学革命的发动也并非完全基于文学自身变革的需求,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起人试图藉此促动社会风俗、文化、制度发展,进而实现民众心理、精神乃至观念的整体变革.早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胡适就对此抱有清醒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他在《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中指出：“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能事.吾又以为文学不当和人事全无关系.凡世界有永久价值之文学,皆尝有大影响于世道人心者也.”他因此也被梅觐庄攻击为Utilitarian（功利主义）和“偷得Tolstoi（托尔斯泰）之余绪”（《藏晖室札记》卷13）.这种文学观念和晚清语言变革思路之间的勾联是显而易见的.也正基于此,胡适选择了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最初立意和终极目标：“我到此才敢正式承认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白话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代替死的工具的革命.”[2]他进一步强调：“‘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3]陈独秀不仅极力支持胡适的主张,而且态度更为决绝：“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4]表面看来,胡适等人从文学层面论证白话存在的合法性和必要性,比晚清语言变革先驱单从社会层面主张语言变革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内在根柢,仍然没有改变语言工具论的思维惯性.即是说,这种以启蒙为最终旨归的语言观仍将白话视为表达思想、抒情达意,乃至影响人心、改良社会和文化的工具,并没有走出语言工具论的窠臼；支撑这种语言功利主义的思维模式也难以摆脱进化论的语言发展观和“新/旧”、“活/死”二元对立的思维格局.
如果按照胡适“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的逻辑,用“活的白话”创作出来的文学也必然是活的文学,即足以表达现代人情感和思想的文学,那么诗歌也绝不会像胡适所说的是“文学革命的最后一座壁垒”；即使是,只需把文言全部置换成白话即可以实现诗歌由古典向现代的转换.但事实显然要比这复杂得多.很快,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等人敏锐地发现了胡适把语言和思想直接捆绑起来的错误思路,并对此表示了质疑.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学是“本合文字和思想两者而成”,文字本身不能够改变不良的思想,“中国怀着荒谬思想的人,虽然平时发表他的荒谬思想,必用所谓古文,不用白话,但他们嘴里原是无一不说白话的.所以如白话通行,而荒谬思想不去,仍然未可乐观”,甚至因白话的易于流行而更流毒无穷了,因此他认为思想改革比文字改革更重要.康白情也对仅从语言形式上区分新诗和旧诗的做法提出异议：“一种形式可以装勿论什么种精神.所以新诗不必要装一种新主义,以至勿论一种什么主义.即如白话文,就是一个形式的东西,可以拿来作鼓吹无政府主义底传单,也就可以拿去作黄袍加身的劝进表.新诗也是这样：可以嘲咏风月,也就可以宣扬风教,可以夸耀烟云,也就可以讽切政体；可以写‘男的女的都在水田里’,也就可以写‘鸳鸯瓦冷,翡翠衾寒’.等反之,把东西洋旧时讴歌君主,夸耀武士底篇章,用新诗底形式译出来,我们却不能不承认他是新诗.可见诗了诗,主义了主义,——新诗固不必和什么新主义一致了.”[5]他们开始把“白话”和“文言”从“新/旧”、“活/死”的二元对立的捆绑结构中解脱出来,进而把两者的关系从截然对立转向了平等兼容.这一点,刘半农的论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文言白话可暂处于对待的地位”,因为“二者各有所长、各有不相及处,未能偏废故”.他认可白话为文学之正宗和文章之进化,将来应实现“言文合一”或“废文言而用白话”的目标,但同时也指出这种演变并非“一蹴可几”,“吾辈目下应为之事,惟有列文言和白话于对待之地,而同时于两方面力求进行之策”.他心目中的进行之策则是：“于文言一方面,则力求其浅显使和白话相近.于白话一方面,除竭力发达其固有之优点外,更当使其吸收文言所具之优点,至文言之优点尽为白话所具,则文言必归于淘汰,而文学之名词,遂为白话所独据,固不仅正宗而已也.”[6]朱光潜同样指出胡适“以文字的古今定文字的死活”是一种偏见.这表明,即使在“五四”新文学先驱那里,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也并未达成共识；周作人等容许白话文言共存而且各取所长的态度比起那种简单地肯定前者、否定后者的观点更为理性和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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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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