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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古代中国,史官是官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含义绝不仅限于史书的撰写者,这在秦时颇为明显.秦史官人数众多、官称繁杂,可谓一种职位系统,且因对官文书和行政文字的熟稔而广泛介入实际政务,并进而成为秦官僚体制的基础.然而,这种史官形象并不是久已有之,而是与上古时代的史官有着明显的差异,差异的逐渐形成则与先秦时代的国家形态及与之相伴随的各种文化要素的变迁密切相关.因此,对秦史官的基本状况及其历史来源的追溯可谓观察中国古代历史风貌的一个良好视角.
关键词：职位；史官；官文书；行政文字；官僚制
中图分类号：DF09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80203
一、引言
古代中国一直为历史意识所笼罩,而将先民们的事迹及情感记录下来、使其传之后世者主要就是史官,所以中国史或者说史学的发达显然与史官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治中国史学史的先贤们也早已用大量文字来论述此种关联性,可谓几无遗义.然而,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代的文献中也经常可以见到与撰著历史的史官不同且活跃于行政第一线的另一种史官,他们对传统中国的影響绝不亚于前者,正如阎步克先生所指出的：“‘官谓版图文书之处’——在中国古代,‘官’很早就与版图文书密切相关.早期史官的主书主法之责,为战国秦汉的官僚制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深厚土壤.行政日趋合理化,集权日趋强化,都不能不和‘史’的贡献联系起来.”
事实上,学界对介入政务运行的史官们确实多有关照.但是,在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前,由于秦史料的严重不足,前辈学者对秦汉史官的考察明显表现出重汉轻秦、以汉论秦的倾向,即便以搜罗史料达极致而闻名的严耕望先生,亦无法完全摆脱此种习惯性做法的束缚
有关严耕望先生对秦史官的论述,参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甲部：秦汉地方行政制度）[M]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73-146,216-244.与之相对应,绝大多数研究成果对秦史官的叙述虽有奠基之功,却无可避免地略显粗疏、简单.这当然只可归因于条件所限,不能苛责前人.睡虎地秦简公布之后,有关秦的史料陡增,在考察史官时以汉论秦的倾向也有所改变.然而,睡虎地秦简所载内容毕竟来源于墓主人喜的主观选择,它作为史料的局限性同样存在,再加上简文释读及理解上的困难,所以当法律史学者和部分历史学者通过简文与传世文献的互证来探讨秦史官时,其目光逐渐凝聚在若干特定史官之上,比如内史
关于秦内史,既有观点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内史究竟是否为地方行政长官、内史与财政管理的关系及内史职能的演变等问题展开的.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参见：高敏云梦秦简初探[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206；工藤元男秦の内史—主として睡虎地秦墓竹簡による—[J]史学雑誌,1981（90-3）（后收入同氏睡虎地秦簡よりみた秦代の國家と社會[M]：创文社,1998：48-50）；栗劲秦律通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406-407；彭邦炯从出土秦简再探秦内史与大内、少内和少府的关系与职掌[J]考古与文物,1987（5）；睡虎地秦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5；张金光秦简牍所见内史非郡辨[J]史学集刊,1992（4）：10-12；高恒秦汉法制论考[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3；蔡万进秦国粮食经济研究[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42,52；杨振红从秦“邦”、“内史”的演变看战国秦汉时期郡县制的发展[J]中国史研究,2013（4）：58-59,67-68（后收入同氏出土简牍与秦汉社会（续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7,30）；等等..毋庸置疑,此类研究形成了对像内史这样的史官的深刻认识,却未能清晰展示史官们的整体形象及其在官僚体制运行中的具体功能,遗留了一定的可开拓空间.近年来,随着新简牍尤其是官文书简的陆续出土和公布,秦行政运行的实态生动地展现在学者们的面前,有关秦史官的资料也更趋丰富,把既有研究成果予以推进已成为可能.有鉴于此,本文将以简牍文献为基础并参照传世文献的记载,尝试对秦史官的概貌、他们在官僚体制中的地位及其与古代中国历史风貌之变迁的关系展开考察.不过,在论述正式开始之前,有必要做如下说明：作为行政官员的秦史官的内部因地位高低而存在着长官与佐贰官的身份差别；虽然前者居于秦官僚体系的上端,但与后者相比,其人数显然较少,并且其处理政务的方式也多表现为纲领性指示而非事事亲力亲为,因此对了解秦史官的整体形象而言,更具有分析意义的应为后者,下文所说的秦史官也正是以后者为限的.
二、作为一种职位系统的秦史官的整体形象
秦史官的整体形象究竟如何?揆诸现有的出土及传世文献的记载,一个直观和清晰的结论就是,秦史官种类繁多、数量可观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以“史”为官称的职位系统.以下将详述之.
秦的地方制度是所谓的郡县制
有关秦的地方制度,郡县制可谓习以为常的概括.实际上,秦的郡县制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史记·商君列传》提到,商鞅变法时,秦“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也就是说,秦在重构地方制度时最初只设置了县,而没有郡.《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惠文王十年,“魏纳上郡十五县”.据此,王国维在其《秦郡考》一文中指出,“魏始纳上郡十五县,秦于是始有上郡”（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郡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73）,而从其上下文之语势来看,王氏似又以上郡为秦置郡之始.这样说来,秦是在商鞅变法后不久补全郡县制的另一构成要素,中经数代秦王的努力,至秦始皇时方有“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不过,虽然秦郡县制并非一以贯之,但从商鞅变法之后,秦在大部分时间内都是郡、县同时设置的,所以以郡县制指称商鞅变法之后秦的地方制度不致大谬,本文此处也做同样处理.,县乃功能齐全的大行政层级的终端,下辖乡、里等小行政层级.《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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