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皎然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皎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分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一是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处在高宗、武后时期,此期文坛的主要使命是批评齐梁文风,倡导汉魏传统；皎然活跃于大历时期,此期作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多种途径的创新来实现对盛唐的超越.二是诗歌理想不同.陈子昂所重的是慷慨悲壮、雄浑激昂的阳刚之美,皎然则恰好相反.三是诗道观不同.皎然重视诗歌艺术规律的探讨,陈子昂则更注重对诗歌内容的关切.四是两人的文学史观及研究文学史的方法不同.皎然的文学史观继承了刘勰等人的辩证思想而又做了进一步发展,主张变中有复,方法上主张论代和论人的统一；陈子昂则主张复多变少,方法上更着眼于整体,对个体的多样性顾及较少.这些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建立其诗学体系的前提.
关键词：皎然；陈子昂；诗学分歧
作者简介：甘生统,男,青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唐宋诗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3-0123-08
皎然对陈子昂的诗学颇有微词,这是古代文学思想史上一件不争的事实.对这一公案,学者大多从肯定陈子昂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功绩出发,以为皎然对陈子昂的评价有失公允.如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云：“唐人推重子昂,自卢黄门后,不一而足.如杜子美则云：‘有才继骚雅’,‘名与日月悬.’韩退之则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独颜真卿有异论,僧皎然采而著之《诗式》.近代李于麟,加贬尤剧.余谓诸贤轩轾,各有深意.子昂自以复古反正,于有唐一代诗,功为大耳.正如夥涉为王,殿屋非必沉沉,但大泽一呼,为群雄驱先,自不得不取冠汉史.王弇州云：‘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第天韵不及.’胡元瑞云：‘子昂削浮靡而振古雅,虽不能远追魏晋,然在唐初,自是杰出.’斯两言良为折中矣.”[1]（P44）长期以来,这种观点一直是学界的主要声音,几成不刊之论.乍听起来,这种看法似乎也合理,但详读皎然和陈子昂的诗学,仔细揣摩两人的诗学旨趣,发现这种评价多有欠妥之处,持此论者均没有充分注意到皎然批评陈子昂的真正出发点,没有充分认识到两人的分歧所在.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探讨,基本观点是：皎然和陈子昂两人的诗学,在所面临的时代任务、诗歌理想、诗道观、诗史观以及论述方式上有诸多分歧,这种分歧是皎然批评陈子昂的主要原因,也是皎然诗学体系建立的前提.
皎然与陈子昂诗学的分歧,首先在于他们所面临的时代任务不同.陈子昂（659—约700）和皎然（约720—约798）虽然生活年代相差只有几十年,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却处于文学思潮和时代任务绝不相同的两个时期.陈子昂所处的高宗、武后时期是齐梁文风渐趋退潮、盛唐气象行将氤氲的时期,这时反对宫廷诗风的气候已在魏征、李百药、令狐德棻等史学家和“初唐四杰”、张若虚等文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作为盛唐气象主要特征的崇尚风骨、追求自然之美和玲珑意象的意绪已在一些作家的作品和思想中露出端倪,在有些作家笔下甚至几近完美.如四杰的古体和歌行类作品,注重一己之怀的抒发,作不平之鸣,大都有一种慷慨悲凉之美,正如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中所说,“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2]（P101）,构成了他们作品的主要内容；“气凌云汉,字挟风霜”[2]（P196）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张若虚和刘希夷的歌行体作品,将真切的生命体验融入美的兴象,浓烈的情思和空明纯美的诗境相结合,将优美诗境的创造推进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这种背景下,文坛所需的就是一种具有号召力的声音,为诗歌的发展指明方向.陈子昂的主张正是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他也正是因为提出的“兴寄”、“风骨”说击中了宫廷诗风的要害,而为学界奉为文风革新的旗手.因此,陈子昂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使命是倡导汉魏传统,批评齐梁文风.他的批评主要从两方面进行：一是在理论上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代表就是《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一是在创作上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进行实践,其表现就是对古体诗的偏嗜和对慷慨悲凉诗风的追求.
皎然开展文学活动的主要时期是大历时期,这一时期则与开元、天宝前期大异.这个时期盛唐诗人用他们纵逸的天才和饱满的掀起的诗歌刚刚落潮,诗歌所能表现的诸多体裁都被盛唐人开掘了出来,“鸿篇巨制的古律诗和叙事之作则无论从文化环境还是从诗人资质来说,都还不具备发达的条件.等在盛唐大家铸就的辉煌壮丽的殿堂前面,大历诗人没有勇气也没有能力摆脱它的格局别创新构,而只能将盛唐人未及粉饰装潢的门窗一一完成,将粗糙的整治得精细,松散的调理得紧密,再绘上细腻的色彩、雕出精美的花纹,一句话,他们的业绩是局部的、细微的,具体说就集中在语言方面”[3]（P224）.而语言上的精雕细琢往往与格律谨严的诗体是连在一起的,于是五律、七律乃至六律就成了大历诗人的优选和力求开发的诗体.蒋寅在《大历诗风》“体式与语言”一章中用图表的形式统计了大历时期一些代表性诗人的诗体及其所占比例,然后总结说：“从总体上看,大历诗在体式方面是古体不如律体,七言不及五言,长篇逊于短章.大历诗人擅长并有所开拓的是五律和五绝,七律、七绝次之,古体及歌行基本上承袭盛唐而无甚发展.”[3]（P220）大历诗人所面临的窘境和他们试图开拓的方向使他们在思想和情感上极易向齐梁文人和文学倾斜,十才子“工于浣濯”[1]（P64）,他们的诗歌除了“渐趋淡静”[1]（P79）,“皆尚清雅”[4]（P103）,“渐近收敛”[5]（P215）,还表现出“稍趋浮响”、铺陈丽藻的倾向.这时期诗人们对齐梁文学所要做的不是像陈子昂一样加以批评,而是积极地学习和热情地追慕,罗宗强在《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五章第三节中谈到的大历诗人推崇谢灵运和谢朓的现象[6]（P99）,蒋寅在《大历诗风》中所列举的大历“诗传谢朓清”的普遍现象[3]（P27-37）,孟二冬在《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第三章第四节中论述的“齐梁诗风的复兴”问题[7]（P98）,都说明了大历诗人的这种倾向.处在这样的风气下,皎然的创作及其诗学自然不能不受到影响.创作体裁上,皎然作品“工律诗”[8]（P174）,以五、七律为主1；风格上,“极于缘情绮靡,故辞多芳泽”[9]（《释皎然杼山集序》,P1）,“清机逸响,闲澹自如”[1]（P81）；理论上,强调“虽有声律,不妨作用”,主张“惟工惟精”[10]（P304）的标准,论述“作用”“如壶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之意义[10]（P223）,以为诗之妙在于能于规矩之化出新,乃至于极力为齐梁诗辩护,明显都与大历时期力求借语言上的精雕细琢来创新的时代任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重律体、兴齐梁的风气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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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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