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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苏东坡,必须说到王安石,才能理解得深刻；要说王安石,也应该说到苏东坡,才能理解得完整.苏东坡一生最灿烂的文学浪花,都激起于北宋政治的礁石,而当时北宋政治的礁石,正是由宰相王安石开启的变法运动；苏东坡是王安石的政敌,他不断发表言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王安石处理与苏东坡的关系,既包含了中国人治社会通行的政治潜规则,也体现了王安石作为政治家令人尊敬的人品.
其中核心事件,是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弹劾苏轼兄弟,在送其父归葬四川途中“乘舟商贩”,也就是利用公家资源贩卖盐巴和瓷器谋私利.按《宋史·谢景温传》记载,此事起于“安石方恶苏轼”之时,那就得先交待王安石“恶苏轼”的来龙去脉.
似乎应该从苏轼兄弟父亲苏洵的《辩奸论》说起.此文选入《古文观止》,可以说流传古今,影响巨大.《辩奸论》夸大王安石的穿衣和个人卫生问题,并以此预言王安石必是历史巨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是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惹,竖刁、易牙、开方是也.”然而今天来看,苏洵此文观点站不住脚：一,以现代心理学知识解释,王安石的个性习惯没有什么奇怪,王安石不但是大政治家,还是大文学家和大诗人；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王安石并不是奸臣,相反,其人品从政治反对派司马光起,历代赞颂不绝.
当然,清人李绂、蔡上翔,今人邓广铭都曾经力证《辩奸论》的作者并不是苏洵,而是一篇反对王安石变法者托名苏洵的伪作.我赞成这一观点,王安石起初与苏轼兄弟的关系也是一个佐证.
苏轼兄弟治平四年共护父丧归眉山,回到汴京已是熙宁二年二月.此时王安石已任参知政事,并创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苏轼兄弟到京后,即被委以重任.苏轼被任为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官告院属尚书省,下设兵、吏、司封、司勋四司告身案,分掌妃嫔、王公、文武品官、内外命妇告身及封赠之事,苏轼是主官.苏辙更火,被直接吸纳为王安石改革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重要成员,与后来的政治风云人物吕惠卿同为检详文字.这种安排可以从侧面证明苏洵并没有写《辩奸论》,否则就是王安石具有超人的政治胸怀.
苏辙干了不到半年,熙宁二年八月退出了王安石的改革机构,被知陈州的张方平聘为教授,从此一直在地方为官,直到宋神宗去世反对派得势,方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回朝廷.苏轼第一篇对王安石改革有异议的文章《议学校贡举状》写于熙宁二年五月,反对王安石对现行学校及贡举制度进行改革.苏轼的文章当然写得漂亮有力,内心容易动摇的宋神宗认为很有道理,还为此召见了苏轼.熙宁四年二月,苏轼又进《上神宗皇帝书》,也是一篇与王安石之前《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一样的“万言书”,只是后者主张改革,前者反对后者的改革.过了一个月苏轼又进《再上皇帝书》,直至《拟进士对御试策》,言辞逐渐激烈,开始全面攻击新法,一个站在明处的政治反对派就这样与王安石狭路相逢.
人治社会的特点,并不是我们今天才懂,当年的王安石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心里比我们清楚：人治社会是以人为政策,并不是人服从政策,由于皇权的模糊性,苏轼得到宋神宗的赏识,必然会严重削弱变法派的力量.至此,“安石方恶苏轼”；于是,苏轼受到变法派人物谢景温的弹劾.
谢景温是王安石的仰慕者和支持者,他的妹妹嫁与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需要解释的是谢景温并非小人,他虽然是王安石的仰慕者,但后来在对待变法派人物薛向和王韶的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相左,谢景温还算敢于坚持己见,并不惜离开朝廷出走邓州.后人仅以“姻亲”攻击王安石是不公正的.朝廷为此派人调查,被逮捕了不少兵士和船夫.谢景温的弹劾是出于自己的改革派立场,他也是根据社会流言风闻而起,这是当时那个体制给他这个言官的特权.如果要说苏轼屡屡反对新法得罪了变法派,变法派制造流言攻击苏轼,这种观点能自圆其说,但说此流言起于王安石之口,或者谢景温的弹劾是王安石授意,虽然历史资料证据已经湮灭,从而成为王安石的拥护者与反对者的交集之处,但是,王安石熙宁四年已是执掌朝政的宰相,借谢景温的弹劾调查苏轼,希望去掉一个变法路上的挡道者,应该也在情理之中,属于人治社会中的政治潜规则.问题的另一面是,在这一政治潜规则的运用中,当朝廷查无实据时,王安石并没有陷害苏轼.已经有足够的封建社会政治黑幕事例证明,比如“指鹿为马”、“请君入瓮”等等,作为宰相要做点什么手脚并不是难事.这就使我们看到王安石作为一位政治家,其人品是正直和高洁的.他的儿子王雱劝他改革必须以人头开道的历史先例和所含道理,王安石不是不懂,而是不为.
最后苏东坡于熙宁四年四月被贬出朝廷,这是北宋政治较量的显规则,也是苏轼全面而激烈地反对变法的必然结果.在北宋的历史上,失败的政治反对派都会被贬出朝廷.而且苏轼被贬之地还是杭州,“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之地的“副市长”.
在这次政治潜规则中,王安石的人品也得到当事人苏轼的反证：元丰七年七月,经历“乌台诗案”后,从黄州团练副使改授汝州团练副使时,苏东坡经过南京,专门拜见了早已辞相归田的王安石,二人交游大概有一个多月,进入二人感情的最好时期.《苏轼文集》中载有苏东坡离开南京之后致王安石的两简.如果王安石在此前的政治斗争中存在人品问题,决不可能得到此时已是文坛领袖苏东坡的拜谒和交游.
在这个政治还算比较清明的时期,王安石也遭遇过不少反对派的政治小动作.这也是人治社会中的政治副产品.
如果说苏轼与王安石的政治较量还说得上光明正大、坦荡无私的话,那么苏辙则与此相反.苏辙在《诗病五事》中表露：“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在《颖滨遗老传》中影含王安石不肯为商州军事推官制词之恨.苏辙晚年连梦中做诗也在斥责王安石：“崇宁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公《梦古菖蒲》诗云：‘一人得饱满,余人皆不悦’.王介甫在侧,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虽然世人对苏辙评价都很温和,但《朱子语类》中却有多条指责苏辙做人不够忠厚：“东坡虽然疏阔,却无毒；子由不做声,却险.”需知朱熹虽然赞赏王安石的人品,却坚决否定王安石变法.
百年不遇的天灾向王安石变法袭来,郑侠上《流民图》动摇宋神宗改革决心,王安石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改革态度,以退为守向神宗提出辞去相位,神宗让司马光草拟答诏催促王安石起复相位,司马光却在答诏中搞了个政治小动作,说王安石的改革搞得“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以此含糊而夸大的政治词汇皮里阳秋地否定王安石变法,引得王安石愤而抗章自辩.而且,司马光还在各种场合明示暗示过王安石会取代皇上甚至谋反,这也属于一种政治小动作,鉴于没有引起严重后果,我们就不再追索还原了.
著名的“宣德门事件”也是一个政治小动作.熙宁六年的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安石随宋神宗到城中观看百戏,在回来的时候,神宗的车驾先进了宣德门,王安石也随后策马而入,然而,此时两个太监却从门边上出来一把拉住王安石的马缰,王安石在马上一惊,差点摔下马来,太监也被带了一个跟斗.两位太监恼羞成怒,上前踹了王安石驭手一脚.原来太监要王安石在宣德门前下马,否则就是没有人臣之礼.在此之前,王安石也曾多次策马而入宣德门,今天两位太监显然是有备而来.第二天在朝堂上讨论此事,保守派大臣们不是扇风点火,就是装聋作哑.神宗皇帝也没有审出这两位太监身后的主使者,只以严惩两位太监收场.明眼人都知道,如果这两位太监背后没人主使,借他们一千个胆子也不敢如此对待宰相.“宣德门事件”的主使者已经淹没在历史之中,但其为变法反对派中人的判断应该不会离谱；有一种猜测,主使者很可能是来自后宫的反对派总后台宣仁太后.
北宋由王安石变法所引起的政治斗争和“党争”,我把其分为三个阶段：王安石上台至宋神宗去世为第一阶段,司马光等反对派上台和章惇反扑为第二阶段,宗徽宗和蔡京上台开始第三阶段.相比较而言,第一阶段的政治环境最为清明.
（作者系新闻媒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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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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