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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代中国的西学研究,大致呈现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三种形态.本文以西方经典研究的典范——荷马研究为例,具体分析国内学界在荷马研究领域对上述三种研究方法的应用.透过中国的荷马研究,中国学人深入认识西方、最终回归本土、复兴国学；乃至运用国学传统阐释西方经典的努力可见一斑.
关键词：荷马研究；以西格西；以西格中；以中格西
中图分类号：G04；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60(2011)04-0024-06
西方的“汉学”研究,自13世纪的“游记汉学”发端,到16、17世纪之交的“教士汉学”,再到十九世纪之初的“学院”汉学,最后是勃兴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式的“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其间虽然经历了多次范式转换,总体特征依然清晰可辨：以西方视野解读异质文化.一部西方汉学的历史,即是西方文明主动和儒家文明相遇、碰撞、对话的历史.和西方学者对东方这块神秘土地的探索热忱和迷狂想象相反,百年前的大清帝国是在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被迫睁开惺忪的睡眼来注视陌生的西方.在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催生的西学研究,一开始即具有非常强烈的“自我意识”,研究西学的中国学者时时萦怀的是“中国问题”.中国西学研究的历史已逾百年,而“西学中用”一直是研究的主要动力和旨归.正如学者张旭东在回顾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的西学研究所言：“(文化热中)谈的是西学,生产出来的是当代中国文化材料；谈的话题是西学,但不管谈什么,谈出来的东西都要归中国意识.关键要看中国人谈西学在谈什么?为什么要谈这样的西学不谈那样的西学?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谈那个部分而不谈这个部分?所有一切反映的都是‘当代中国文化意识’”.沿着这样的思路,王富仁教授新近提出对“新国学”的看法,他认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参和中国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发展的中国学术整体”.对比章太炎式的“国粹学”或胡适的“国故学”,这种扩大的国学观将西学研究也一并纳入国学研究的范畴,因为“西学的价值和意义不是从异域文化的整体中获得的,而是首先在‘国学’这个中国学术整体中获得的.”在以国学为本位的基础之上,浙江大学何辉斌教授归纳出西学研究的三种典型方法,分别为“以西格西”、“以西格中”和“以中格西”.笔者将尝试在本文中,以国内学界对西方文学鼻祖“荷马”的研究为列,具体阐述这三种方法在西学研究中的应用情况.
一、以西格西：“荷马问题”
邓晓芒先生曾说,西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通达西方思维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精义,根据现代解释学,这永远只能是一个可以接近而不可达到的理想目标,但有这个目标和没有这个目标是不同的,‘六经注我’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只能是走向‘我注六经’的道路上的一些路标.”对于西方荷马研究中热议的“荷马问题”,我国学界首先采用的是译介西方学者关于此问题的论述、梳理西方学术史中“荷马问题”的来龙去脉以及运用西方理论阐释“荷马问题”的“以西格西”的研究方法.
据笔者所见,我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即已引入“荷马问题”.1957年,牛庸懋先生在《河南大学学报》上发表《略论荷马及其“伊利亚特”和“奥德塞”》一文,虽然题为“略论”,但由于吸收了前苏联的古典学研究成果,起点颇高,对西方荷马研究的传承情况以及“荷马问题”的由来都有清晰的介绍.20世纪8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推出朱光潜先生翻译的维柯的《新科学》,此举可谓意义重大.对于以荷马为代表的“诗性智慧”的重新发现是《新科学》贯穿始终的主题.跟随这位西方思想家的目光,国内学界得以把握西方纵贯古今的荷马研究线索,以及透过荷马研究掌握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流变.21世纪之后,随着西方荷马研究的再度升温,不少国内学者重新关注“荷马问题”,他们或从学术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或译介并分析西方荷马研究的某一流派、或援引西方理论解读荷马史诗.笔者目前所见到的国内出版的和“荷马问题”有关的专著有：朝戈金译,《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弗里著,2000年)；尹虎彬译,《故事的歌手》(洛德著,2004)；巴莫曲布嫫译,《荷马诸问题》(纳吉著,2008)；以及程志敏著《荷马史诗导 读(2007)；陈戎女著《荷马的世界——现代阐释和比较》(2009).经过国内学人的不懈努力,西方世界历时久远、复杂多样的“荷马问题”得以在中国语境下清晰地呈现.
“荷马问题”一直是西方荷马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问题由来已久,且在西方学界流派纷呈.不过按照当代西方学界荷马研究的权威学者、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戈里·纳吉(Gregory Nagy)的说法,可大致将其概括为：“荷马问题主要和《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的创作、作者的身份和时代有关等即谁是荷马?荷马生活在什么时代又在什么地方?曾经出现过一位荷马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属于同一位作者,还是各自有着不同的作者?是否有一连串的作者,甚或两部史诗都有各自的编订者?由此而来,是否存在一部完整的《伊利亚特》,一部完整的《奥德赛》?”
鉴于荷马对西方文明的重要意义,“荷马问题”体现着人类对于自身文明起源的“追问”精神.因此,西方学界对于该问题的探索热忱长盛不衰、跨越古今.尽管现代学术意义上的“荷马问题”在18世纪末才由德国学者伍尔夫(F.A.Wolf)提出,关于荷马的身份及其和两部史诗关系的争议却古以有之.
根据通行的说法,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大约于公元前8世纪创作完成,由于在那个时代文字还没有出现,两部史诗大概由行吟诗人口口相传.公元前560年,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和其子希帕库(Hipparchus)正式将荷马史诗引入雅典,首次命专人编订《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公元前5—4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目前有文字可考的最早谈论过荷马的人,而他们都把荷马当作文本意义上的作者.
尽管古代学者都将荷马奉为希腊的民族诗人,怀疑之风依然悄然滋长.公元1世纪的希腊学者Josephus声称荷马根本不能创作,他只是记忆了一些史诗片段..根据公元1世纪的罗马作家塞涅卡(Seneca)的描述,在他之前的希腊和罗马学者就已经探讨过《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否属于同一个作者.
古罗马学界关于荷马问题的争论更为激烈,古罗马著名文艺批评家贺拉斯和朗吉努斯在其名著《诗艺》和《论崇高》中都专门探讨过这个问题.两位文艺批评家都试图解决当时人们发现的荷马史诗的一个明显矛盾：两部荷马史诗的风格何以如此不同?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贺拉斯在他的《诗艺》中提出：我们必须假设荷马的两部史诗是由先后不同的两个时代中两种不同的诗人创造出来和编在一起的.近代荷马研究中的“分解派”(Analyst)思想似乎可从贺拉斯处中觅见雏形.另一位文学批评家朗吉努斯的见解则类似后来的“整一派"(Unitarian),力求证明两部史诗出自一人之手：“我认为,《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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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神农架的荷马和史诗 站在笔架山顶俯视，会发现神农架的山形像个锅底，它混杂了华夏民族的四大文化种类，保留着“发达”地区早已散失殆尽的文明碎片，比如：西北的秦汉风骨，东。
2、 试析荷马史诗所反映宗教场所 摘 要： 早期宗教场所是古希腊文明的重要遗存，对研究古希腊人早期的社会生活和宗教信仰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在“荷马史诗”中，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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