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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的历史远比人类的历史久远.自从人类诞生之时起,疾病便如同魔咒一般束缚在人类身上.任何一次大型疾病的侵袭都令人类付出极大的代价,鼠疫、天花、霍乱、登革热、SARS等病疫都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记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历史本身便是人类同疾病斗争的历史.医学、神学,甚至巫术的发展都证实着人类试图去了解、控制疾病的努力.但疾病为社会科学家所关注,其历史并不久远,它只是始于二十世纪后半期,这同社会理论“重返身体”的诉求有着重要的联系,例如,埃利亚斯将身体视为文化进程的载体,布迪厄将身体视为个体实践的一种资本,福柯则视身体为一种话语和权力的实践场,等.虽然对身体的关注和探究并不直接等同于对疾病的理解和反思,但无论如何,身体和疾病之间所存在的亲和力是我们无法否认和回避的.人们在将身体纳为社会理论的客体时,亦无法忽视那些镌刻在身体上始终无法祛除的疾病.事实上,社会科学的研究正是沿着这种路径向前延伸着：对身体的关注和探讨促使疾病研究深入发展,研究者们开始反思疾病的社会属性以及疾病背后的“隐喻”.
中外社会科学界对于疾病社会属性的探讨基本上是围绕疾病的社会和文化意涵而展开的,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理解疾病,并赋予其社会性.疾病,尤其是传染性流行病（如结核病、麻风病、梅毒和艾滋病等）开始被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疾病”转换成“一种道德评判或者政治态度”.当这种隐喻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所认可时,疾病的社会属性就变得比其自然属性更加令人关注.由此,疾病的患者便不单单是生物学上的病态和反常,同时亦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病态和越轨.社会学者不仅从疾病的发生学来考据病患背后的越轨（吸毒、性紊乱等）和社会制度结构（公共卫生体系等）,也从疾病的发生和治疗来考察社会的阶层分化（不同阶层的人在患什么疾病,疾病的治疗在不同阶层之间又是否存有差异）.这种以宏观社会文化和结构为基本构架的疾病分析方式,在呈现疾病社会属性时确实为人们开启了洞察疾病和社会的另一扇窗,但是这种分析总不免对疾病有些隔阂——疾病从生活和社区中被抽离,疾病在成为主体时,孕育疾病社会属性的社区和生活反而变得模糊了.在这个意义上,张翠娥博士的《差异和平等：艾滋病患者的社会性别研究》（以下均简称为《差异和平等》）一书打动了我.张翠娥博士经过实证调查,以中国中部农村的艾滋病为例,通过社会性别理论视角的切入,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不同的层次探讨了疾病和家户、村落社区和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艾滋病的社会症候在家户场域之中给予了新的解释,并分析了艾滋病和村庄治理之间的关系,拓展了人们对疾病的发生学以及社会属性建构的理解.
艾滋病引起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福柯之死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事件.虽然艾滋病只是在福柯去世（1984年）的前两年（1982年）才被命名,且福柯在患艾滋病死后两年方才公布其真正的死因,但这一事实仍然“令人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惊讶”.在当时看来,“这个和性、血液和毒品有关的疾病不仅‘奇怪’（因为它的临床症状和流行病理症状都很奇怪）,而且是‘外来的’,来自‘陌生人’,它好像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闯到人类这个清洁世界里来的,它的故乡贫困落后,居住着各种道德败坏的边缘人”.福柯这一社会科学界的大师倒在了当时令人惶恐的艾滋病上,福柯一生的学术旨在对权力进行无情的剖析和反叛,最终却终结在这一被权力和道德粉饰的疾病上.大师的倒下并没有令人们勇敢地掀开艾滋病的面纱,没有令人剥离裹挟在这一疾病上的污名.相反,善意的法国人隐瞒了福柯的真正死因,让大师离去后的花环充满了忧伤.因为“污名化”的艾滋病将可能划破大师逝去的哀伤.
疾病的发生在现代临床医学看来是一个正常的躯体被非正常化的过程,是外在于身体的疾病侵入身体,并致使身体变态化的过程.艾滋病的这一“非正常化”的过程则又被视为和性、血液、以及毒品这些“恶”的行为相关联的.桑塔格曾指出在污名化后,艾滋病具有了一种双重的隐喻谱系：作为一个微观的过程,它更像癌症一样被描述为“入侵”；而当描述为侧重于该疾病的传播方式时,就引用一个更古老的隐喻,即“污染”.于是,艾滋病病人则被视为“不正常的人”.而这种“非正常化”的过程无论是在抽象的隐喻分析中还是在实用技术的解读下,人们将难以窥见艾滋病所依附的那个身体,无法看见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由此,艾滋病真正的社会性的发生机理也被掩饰了.在《平等和差异》一书中,张翠娥博士以 群体中感染艾滋病的患者为例分析了农村艾滋病患者患病过程的社会发生学.在一个主要因为 途径而传播艾滋病的村庄中, 者的年龄主要集中于二十到四十岁；男性 绝大多数开始于婚后,而女性 绝大多数开始于产后.和一般人对艾滋病患者道德沦丧的想象不同,这些艾滋病村民的患病经历却正是他们恪守家庭责任的一种后果,他们 的行为亦只有回置到其家庭生活的场域之中才能被理解.正如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结构的分析那样,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身处其中的人需要坚守自己的职责,处理好上下左右的关系,承担自己所该承担的义务.在一个家庭之中,未成年的小辈是家庭中需要照顾的对象,他们大多无需承担家庭的经济压力,也不必承受为家庭经济作重大贡献的压力,因此这个群体参和 和患艾滋病的人很少.大家庭中, 者多是家庭中那个必须挑起家庭重担的人,即中年一代.对于刚刚建立的小家庭,因为已经成家,经济困难也不能再依赖父母,因此他们必须承担建设家庭的重任.当缺乏赚钱的机会时,他们就很容易加入 者的行列.女性多在生育后 ,这主要是因为在农村中妇女一般婚后很快就生育孩子,女性承担着生育的重任,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她们是家庭重要的照顾对象,因此女性一般是生育孩子两到三年后才会加入到 的行列.在一个缺乏基本医疗防御知识的乡村,艾滋病在 者之间肆意传播,艾滋病的蔓延成为了维系家庭生计的一个“意外后果”.因为 引发的艾滋病并不是单一的个体事件,而是家户事件,是家户经济决策所引发的未被意料的后果.
由 而引发的艾滋病这一事件本身亦从另一个面向呈现了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困境.在传统时期,人们生活以物易物,生活基本自给,“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所有农人的梦想.1980年代初分田到户后,虽然令农民的粮仓丰满了,但农民货币化的收入增长却并不多.所幸的是,1980—1990年代,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货币收入的增长带来了契机,但这一美好的时光并未长期延续,乡镇企业在经历了近十年的红火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整体衰败.乡镇企业的兴衰自然是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变迁有关联,但对于农村百姓而言,他们确实生生地失去了在家门口赚钱货币化收入的机会.如果说对1980年代以前的中国农村家庭而言,粮食还是家庭生计的依据；那么到了1990年代,货币便成为家庭经济的主要追求目标.以农村随礼为例,传统时期谁家生了孩子,亲戚朋友“五斤油条三斤猪肉”便是一份体面的大礼,最为常见的则是将自家积攒的鸡蛋拎去便是.现如今,一些婚丧嫁娶都要用 随礼,而且价码越来越高.当百姓的一切生活生计都依赖于货币时（生产用肥不再是农家肥,而要化肥；吃草的耕牛被喝柴油的拖拉机替代等）,追求货币的最大化便成为家庭生计的首要目的.于是当1990年代乡镇企业衰败时,人们便背井离乡到城市去打工,而那些不愿意背井离乡的人便可能转求自身身体,以 作为代价来谋求家庭货币的增长.这也就是张翠娥博士所描绘的农村艾滋病发生和传播的社会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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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支持社会组织参和艾滋病防治工作 为贯彻国务院“批准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病防治基金（简称社会组织防艾基金）”的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财政部、民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社会组织参与艾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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