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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辞赋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文体,古人论赋认为“多识博物,有可观采”（班固语）、“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语）、“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魏收语）,均彰显其历史价值与文学意义.而当代学者的研究,又从多视角展开,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本期刊发一组辞赋研究论文,其中《词章与经义——有关赋学理论的一则思考》从赋论研究着眼,考察中国赋学有关“词章”与“经义”的冲突与融通；《（辞赋标义）的编者、版本及其赋学观》以赋集文献之个案研究,阐发其义理与价值；《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则探讨汉赋与学术的关联；《论李白辞赋的祖骚宗汉倾向》又从赋家与作品昭示赋史变迁的问题,虽或偏重文献考订,或偏重理论批评,然所呈新思,于赋学研究均有献益.
摘 要：在中国古代赋学批评史上,自汉人以《诗》之“讽谏”评判赋的内容与思想,批评“虚词滥说”,明确提出“赋者,古诗之流”,词章与经义的矛盾始终充斥于中,成为既提升赋的思想价值,又贬抑了赋的艺术价值的理论“梦魇”.从“经”与“赋”的本原意义与引述方式着眼,通过“赋者”的生存环境与地位探寻其间的关联,且以唐、宋以降之“考赋”为个案,从中反思赋体文学依附经义的涂饰以及解消的命运.而经过对“词章与经义”之本原与功用的思考及分析,又可以对赋文学之“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问题有更深入的认知与理解.
关键词：词章；经义；赋家；赋体；理论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7. 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5）05-0159-10
在中国赋学史上,有一理论问题可以说与辞赋创作与批评相始终,那就是“赋者,古诗之流”（班同《两都赋序》）,而此“诗”专指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诗》三百篇,这不仅喻示了辞赋与经义的不解之缘,也决定了后世赋寓经义的批评标准.然而,赋又是典型的修辞艺术,有或拟之西方“修辞术”者,因此辞赋创作之词章与义理,又构成了词章与经义的矛盾.由此勘究经与赋的关系,从广义上来看则源于两端,即“经皆文”与“文源经”,例如刘勰《文心雕龙·宗经》绾合二者云：“《易》张十翼,《书》标七观,《诗》列四始,《礼》正五经,《春秋》五例,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等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倘落实于“赋”与“经”的专项意义,我们则宜关注“赋”之发生与流变,尤其要将视域放置于汉代立文学之官与赋体蔚然大国而昭彰于宫廷的现象,方苞论经术所言“古未有以文学为官者.等以文学为官,始于叔孙通弟子以定礼为选首,成于公孙弘请试士于太常”,以致“其变遂滥于词章”,于赋域亦不无启发.本文拟以历史的视野,从“经赋”（经与赋的关系）、“赋者”（赋家与经学）、“考赋”（科举试经与赋）与“赋体”（依经立义与赋体自在）四方面对赋之“词章与经义”问题作一探寻,谨陈隅隙之思.
一、经赋：从本原到引述
赋作为文学意义的存在,有着由“赋诗”到“作赋”的过程,尽管由动词之“赋”转为名词之“赋”中的联系众说纷纭,究其本原,皆根植于行“王政”而代“王言”,所不同者在于周朝文制之“瞍赋”是代行“王言”而奠定“经义”,汉人作赋进入宫廷是归复“王言”而蕴藏“经义”.刘熙载《艺概·赋概》云：“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二：一以讽谏,《周语》‘瞍赋矇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日‘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日‘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此论诗、赋,正说明由周室“用诗”到汉赋“用《诗》”即由“代行王言”到“归复王言”的线索,经、赋关系从本原到引述之过程,正隐示于中.由此反观“赋者,古诗之流”之说法中的经义内涵,又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是赋诗主讽谏功用的阶段,诚如《国语·周语上》所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噱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其中“赋诗”统归乐教,缘自“天子听政”,语者“补察其政”而代行“王言”.而此“王言”后经儒门思想的强化,至汉孝武之世“表彰六经”而确立其“经义”观念.
二是春秋之世,“天子失官”,赋诵之“讽谏”传统丢失,代之而起的是春秋时代“行人赋诗”,断章取义,成为审时度势的“一以言志”,《虞书》所谓“诗言志”,孔子所教“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多属此层面.如《左传》所载文公十三年郑伯道逢鲁侯,请通晋国,即由郑国子家先赋《诗·小雅·鸿雁》之首章“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以喻弱小求通之情；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赵孟请郑国七位卿大夫赋诗言志；又《国语·晋语》载“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赋《黍苗》”等,皆其例.源此,章太炎解《毛诗传》“登高能赋”云“登高孰谓?谓坛堂之上,揖让之时.赋者孰谓?谓微言相感,歌诗必类”,刘师培则断言“诗赋之学,亦出于行人之官”.
三是战国时期“贤人失志之赋”兴起,即《汉书·艺文志》所言：“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屈、宋“贤人失志之赋”是将春秋行人辞令功利性的“赋诗言志”转向抒发情怀的个人心志,刘熙载《赋概》谓楚辞“取熔经义,疑不及汉”,正说明其与王治、王言的疏离.尽管如此,后世评论仍将屈赋比经喻义,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谓其“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皆“同于风雅”；刘因《静修续集》卷三《叙学》云“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词,其至者也.词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追述本原,皆奉“骚”承《诗》,取则经义.
四是汉代赋家群体作为宫廷文学侍从的出现,赋体文学特别是献纳朝中的骋辞大赋的崛兴,以汉廷“献赋”遥接周制“瞍赋”,形成了行王政而代王言思想的强力归复.这突出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赋之“讽谏”传统的形成与确立.这一传统在创作上的形成是由枚乘《七发》到司马相如《上林赋》完成,其间寓含了赋体由藩国地域文学向宫廷统一文学的转移,《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论其讽意谓“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堪称的评.而从创作及于理论,自相如到扬雄又完成了对“讽谏”赋学观的理性思考,扬雄所言纠正景差、唐勒、宋玉、枚乘诸赋之“淫”,在于倡导“诗人之赋丽以则”与“孔氏之门用赋”,以及“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的悔赋与反省.二是汉赋取则经义向《诗》、《礼》两翼展开,换言之,汉赋“体物言志”的讽谏之志切近于《诗》,所谓“《诗》之讽谏”、“诗人之赋”、“古诗之流”皆其表述；而其“体国经野”的义理与词章,特别对王廷礼典描写的仪式化,更切近于《礼》,袁栋论诗赋仿六经,认为“赋体恭俭庄敬似《礼》”,又是切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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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公羊传以义解经的义理呈现 摘要：《公羊传》注重“以艾解经”，故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公羊传》通过对《春秋》“立义”、“释义”、“明义”、“显义”、“取义”、“著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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