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非对性是关于公司避税效应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避税效应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本文运用双阶差分模型探究了并购和新建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从事后的视角探究该非对称性是否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于新建投资,并购增加了收购方会计利润应税所得差异,且实质性地降低其所得税实际有效税率,这表明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存在理论预期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改变企业会计利润应税所得差异以及改变会计利润应税所得操纵程度确实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事后的视角来看,企业很可能为了获取更大程度的公司避税效应而选择并购行为.本文研究内容扩展了并购动机及公司避税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并解决了隐藏在该类问题下的潜在内生性问题.
关键词：公司避税；企业投资模式；并购；双阶差分模型
一、引言
并购和新建投资是企业扩张所依赖的两种战略发展方式,在有限资源约束下,企业该选取何种战略发展方式是经济学、管理学以及财务会计领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Dikova and Van Witteloostuijn, 2007； Nocke and Yeaple, 2008； 王斌 et al., 2011；Becker and Fuest, 2011a；）[1][2][3][4].学者们基于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以及OLI（ownership, location, internalization）分析框架的视角探究了何种因素决定企业投资模式的选择（Ekeledo and Sivakumar, 2004； Demirbag et al., 2008）[5][6].最新的研究发现税收因素是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一个关键变量,企业很可能基于所得税及资本利得税的差异而权衡其投资模式的选择（Ayers et al., 2007, Huizinga and Voget, 2009, Becker and Fuest, 2011a）[7][8][4],但相关研究还没有考虑其他公司避税[1]路径（例如,并购可以改变标的资产计税基础产生增量折旧和摊销,享受税亏结转等）对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Becker and Fuest, 2011b； Belz et al., 2013）[9][10].而在另一方面,学者们认为现有的关于并购领域的研究忽略了对并购协同效应中财务协同效应,尤其是财务协同效应中税收协同效应[2]的研究（Devos et al., 2009； 陈娟 and 刘芳, 2012； Belz et al., 2013）[11][12][10].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着重探究并购中的公司避税效应及其相应的经济后果.
本文以2009-20102年并购和新建投资样本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阶差分模型,探究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并进一步从事后的视角探究这种非对称性是否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相比于新建投资,并购增加了收购方会计利润应税所得差异,且实质性地降低其所得税实际有效税率,不同投资模式下的公司避税效应存在理论预期的非对称性.进一步地研究表明：改变企业会计利润和应税所得差异以及改变会计利润应税所得操纵程度确实是影响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从事后的视角来看,获得更大程度的公司避税效应不仅仅是企业并购的经济后果,很可能是其当初选择何种投资模式的驱动力.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本文从理论及实证层面探究了并购中的公司避税效应,并进一步从事后的视角探究了不同投资模式下公司避税效应的非对称性对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将研究范畴从单一税率因素扩展至其他避税路径对企业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填补了现有的研究空白；其次,本文首次将双阶差分估计方法引入并购领域的相关研究,克服了已有研究中存在的潜在内生性问题,确保模型估计量为最优线性无偏估计量；最后,本文从并购的视角,丰富了并购动机及公司避税效应及其经济后果的研究范畴.
二、文献述评
分析式研究以及实证研究提出了大量的假说用于解读什么因素决定企业成长模式的选择,这些假说可以概述为非税收因素假说和税收因素假说.前者主要涉及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制度理论以及OLI（ownership, location, internalization）分析框架等,后者主要从所得税、利息税、资本利得税等税收视角探究税收因素如何影响资本流动以及企业投资模式的选择.
税收因素对资本流动的影响旨在研究相对独立的经济地区之间是否开展税收竞争或税收协调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从而导致资本在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再分配,以及在此背景下资本要素的流动是否促进各自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社会福利的问题.Andersson and Forslid （2003）通过分析式研究的方法,探讨了税收因素对流动性生产要素区位选择的影响[16].研究发现：边际税率对资本流动中的流动要素和非流动要素都存在显著的影响作用,各经济区域之间税率的变动会导致资本要素中的流动要素在各区域间的再分配.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税收协调可以通过提高资本税率的同时,提升居民福利.Hines Jr and Rice （1994）及Altshuler and Grubert （2001）[17][18]的研究结果显示：所在地所得税税率提升1个百分点,会使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降低0.1%-2.8%.上述关于税收因素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主要以新建投资为研究背景,还有部分学者关注了税收因素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Auerbach and Slemrod, 1997； Ayers et al., 2007； Huizinga and Voget, 2009）[19][8][7].总体而言,Auerbach and Slemrod （1997）详细探究了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对美国并购交易数量的影响[19]；Ayers et al.（2007）关注了并购交易量和资本利得税之间的相关关系[7]；Huizinga and Voget （2009）则探究了基于税收动机的企业跨国并购的行为[8].美国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是美国最具根本性的税制改革方案之一,该税制改革的核心特点是在加大企业税基的同时,降低了企业的名义所得税税率,旨在实现美国“公平、简化和增长”的目标.上述学者在研究该税制改革的经济后果时发现,课税负担的降低增加了外资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并购数量.Ayers et al.（2007）以被收购标的公司数量占比和交易金额的占比度量市场并购的交易量,通过回归分析的方法检验了特定行业并购交易量和市场总体交易数量和资本利得税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并购交易量和资本利得税显著负相关.Huizinga and Voget （2009）探究了不同地区所得税税负对跨国并购方向及规模的影响.他们认为通过跨国并购方式形成的母子公司组织结构受企业境外所得国际双重征税的影响.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对企业境外所得征税程度越高,则该地区通过并购形成的母公司数量会显著减少.并模拟发现,如果美国单边降低企业境外所得课税税负,则会使通过并购形式坐落于美国的母公司数量的比例从53%提升至58%.之前的文献都是割裂地探究税收因素对新建投资以及并购决策的影响,还有一类学术分支则是将新建投资和并购同时作为企业可供选择的投资方式,系统地探究税收因素对企业投资的影响以及对社会福利的改变（Becker and Fuest, 2011a； Becker and Fuest, 2011b）[4][9].Becker and Fuest （2011a）认为现有的研究主要关注了税收因素对新建投资的影响,而忽略了并购是新建投资的替代这一事实.他们将并购同时纳入税收竞争的分析式模型,并假定新建投资和并购是不可同时共存的替代关系,研究发现：一个地区公司税的提升会增加这个地区并购数量的发生但会降低这个地区总的投资项目数量.从而得到了税收不仅会改变企业投资数量还会进一步改变企业投资结构的结论.Becker and Fuest （2011b）发展了其研究模型并假定新建投资和并购不必然为替代关系（可以是共存的关系）,进一步的探究了利息税、红利税、公司所得税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母国）利息税的增加（减少）、母国（东道国）红利税的增加（减少）会促使母国企业更大程度的收购东道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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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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