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是适合不知如何写伦理道德结构方面的相关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伦理道德结构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整个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理解：其一,从天下体系看,尊礼重信是此时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二,从家国结构看,孝、忠、义是此时家国公私的核心伦理道德,具体言之：孝是宗法制的核心伦理,忠是封建制的核心伦理,义则是两者之外的必要补充,体现了更多的开放性和公共性.其三,从个体美德看,智、仁、勇等是此时贵族最为推崇的道德品质,它们体现了道德主体的优秀和卓越.
关键词：春秋时代；尊礼重信；孝忠义；智仁勇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5-0115-10
春秋时代中国人所崇尚和践行的倫理道德种目繁多,陈来先生对此时期的德行有非常详尽的考察、论述和归纳1,因此,本文不打算对此再次一一考察.本文拟从当时的社会结构来分析此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并且厘清一些核心伦理道德的基本内涵,分析它们的结构性困境.依笔者之见,春秋时代的伦理道德结构可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首先,从天下层面看,春秋时代的主要活动是诸侯之间的交往,“尊礼重信”是此时期诸侯交往的基本伦理规范.其次,从家国层面看,春秋时代的基本制度仍然是西周的宗法封建制,与宗法制相配的伦理是孝,与封建制相配的伦理是忠,义则突破了孝忠的局限,表现为更多的公共性.最后,从个体层面看,此时智、仁、勇等品质被广泛推崇,表现了主体（主要是贵族）的卓越与优秀.天下和家国层面的伦理规范更多地表征为义务伦理,个体层面的道德品质则更多地表征为美德伦理.下文一一述之.
一、尊礼重信：春秋时代的交往伦理
顾炎武对春秋时期的伦理风俗有一精彩概括：“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2顾氏在论及春秋犹存西周之遗风时,提到了尊礼重信、宗周王、严祭祀、重聘享、论宗姓氏族、宴会赋诗、赴告策书等观念和活动,这些都是宗法封建制的基本礼制.与春秋犹存西周之遗制遗风相对照,战国社会则一切礼制和伦理皆丧失殆尽.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在此首推“尊礼重信”,这非常有见地；因为一部春秋史就是一部诸侯国之间的交往史,而礼与信则是春秋时代最为基本的交往伦理.实际上,从交往伦理来看,礼是形式,信为实质,两者相辅相成,礼无信则为虚设,信无礼则难于立.
春秋时代,“信”主要是对执政者的要求：“君抚小民以信,训诸司以德.”1如果君主无信,则庶民不从,“不信,民不从也”2.《国语·晋语四》载晋国发生饥荒,国君咨询箕郑“救饥何以”,后者对之以“信”.在箕郑的解释中,信不仅仅是一种美德,而是关乎一整套的制度体系.箕郑认为,如果整个社会制度都有信可言的话,那么,人心也会安定,能够“贫而不惧,藏出如入”.不难看出,箕郑之论,不仅仅是救饥的权宜之计,更是社会长治久安之策.箕郑之论,无疑是很深刻的,后来孔子亦说“民无信不立”3.
然而,在春秋时代,“信”不仅关乎内政,更是诸侯间的交往伦理.如前所引,顾炎武在称赞春秋风俗时,首先提及的是“尊礼重信”,即是就此而论.诸侯间的交往主要有四种形式（礼）,即：聘、朝、会、盟：“是故明王之制,使诸侯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再会而盟以显昭明.志业于好,讲礼于等,于众,昭明于神.”4春秋时人在言及这些交往形式时,总是会提到“信”.《左传》襄公元年载：“冬,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礼也.凡诸侯即位,小国朝之,大国聘焉,以继好、结信、谋事、补阙,礼之大者也.”当新君即位,大小诸侯前来朝聘,继好结信,这是当时的诸侯交往的基本礼仪.《国语·鲁语上》载：鲁饥,臧文仲言于庄公曰：“夫为四邻之援,结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国之艰急是为.”当国家发生饥荒时,更应该结诸侯之信,以求得四邻之援助.《国语·齐语》载：“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等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诸侯既许桓公,莫之敢背.”这表明“信”是构成大国称霸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其重要性在“武”之上.《左传》襄公八年载郑子展之言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国无信,兵乱日至,亡无日矣.”这表明“信”是小国在大国之间得以生存的首要因素.总而言之,“信”是春秋时代国际交往最被看重的伦理.
在诸多的交往形式中,会盟是最常见的交往形式,在春秋时人看来,会盟的目的就是结信：
夫盟,信之要也.晋为盟主,是主信也.
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诸侯不贰,何患焉?
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5
无论是“盟以结信”,还是“盟以厎信”（杜预注：“厎,致也.”）以及“盟以质信”,无不共同讲明了会盟的本质和目的就是加强诸侯间的交往与联系,从而达致相互间的信任.然而,现实中的会盟似乎总是在相互猜忌的氛围中展开.《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等赵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为不信,犹不可,单毙其死.若合诸侯之卿,以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济之,必莫之与也,安能害我?等”
以晋为首的中原诸侯与楚在宋大夫向戎的联络下会盟于宋西门,楚令尹子木命令楚人暗藏兵器,准备偷袭晋军,这表明楚令尹本无诚意.但是,太宰伯州犁劝谏令尹释兵卸械,其说服的理由主要关乎“信”：如果楚人讲信,尚可取信诸侯,取代晋国霸主地位；如果楚人弃信,那只能把各诸侯再次推回晋国的怀抱.另一方面,晋赵孟也担心楚人偷袭,但叔向认为不足为患,其分析的理由也关乎“信”：即便一介匹夫无信,也难以立足于世；遑论一国之卿（实代表着楚国）；而且,楚人以“信”的名义笼络诸侯,然后又弃信背义,此乃自相矛盾之举,必不能侥幸成功.由楚太宰和晋叔向的分析来看,虽然会盟是在互相猜忌的氛围中进行,但亦可肯定的是,“信”为诸侯交往与沟通的基本原则,这是当时的普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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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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