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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006年夏,读樊树志的《国史概要》,有一段大意是,中国文人为什么瞧不起巫医算卜,以为奇淫技巧,不肯用心钻研,因为他们有更高的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中最高的境界了.
理学对中国知识分子性格的影响很大,说到李鸿章,不得不提到他的老师曾国藩,格物致知对曾的熏陶不是像《传习录》中王阳明格竹子的那桩公案,而是体现“诚、敬、静、谨”四个字上.曾之一生,大半都在传统里,因此当年赵烈文试探性的问,“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曾国藩也只能答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大权在握时之所以没有“问鼎”,虽有年老力衰之故,亦不乏“在官断非久局,须常作退居穷窘想”的传统道德观的影响.曾国藩曾说,“受挫受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蓄其气而长其智”；“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和曾国藩相比,李鸿章就少了一种“悚然一念,自觉其非,便是明之之端”的道德束缚.
“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梁任公不仅仅是对李鸿章的评价,更是对那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在义理与事功之间挣扎的定语.
农历壬寅年,李鸿章20岁,踌躇满志,“胸中自命真千古等簪花多在少年头”,同时又不禁感慨,“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正当李鸿章在责怪自己“荒废”了二十年的宝贵时光的时候,中华帝国“二十年的宝贵光阴”的荒废才刚刚开始.
清末,那是一个官员文恬武嬉的时代,那是一个志士弥缝补苴的时代,“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李鸿章入都时也曾豪气万丈,也曾一度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初在曾文正幕下也曾桀骜不驯,却从未像他的老师那样在义理与事功之间徘徊,而是只有一个目标——事功.其实李鸿章似乎也明白,权力其实是一个杠杆,站的越高,就能让同一个人翘起更重的东西,因此曾国藩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俞樾）拼命著书”,也难怪蒋廷黻这样评价李,“只见其做事而不见其为人”.
但是,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清朝自从“摊丁入亩”之后,在籍人口爆炸性的增长,由于清朝特殊的科举制度,要平衡录取的满汉生员,录取名额并非是由人口的增长而增加,汉族由于人口基数,失意的人也就更多,而战争前,中外更多的是“差别”,战后胜负分晓,“差别”就成了“差距”了.道光三十年的太平天国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进程,洪秀全以落第秀才起事,二载定都天京,不可不称之为奇事.
这时伦理就变成了工具,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奇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接着号召 “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昂然的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一如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悖论,其在于把“人民”形容为国家之本时,并没说明把他们看成工具还是目的.于是就出现了“民本”与“牧民”思想并存的现象,因此曾国藩就有了“帝师”和“曾剃头”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天平军的失败,是忙着“共人产,而不与人共产也”.因此天京陷,“城中兵民久随洪氏者男女十余万人,无一降者.”然而由于太平军之乱,苏皖乡绅避居上海租界,加速了上海的现代化倒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一个意外.
是太平天国成就了李鸿章.李鸿章之起在入曾文正幕府,之兴在练淮、在剿发捻,之衰在甲午外交.习惯于在某个环境中生长的生物,及时一旦改变了环境,也仍然要带上被环境改造的痕迹.究其一生事业,可以“洋务”、“外交”蔽之.
李鸿章之办洋务与前人相比,所受阻力较小,在1874年就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晚年亦曾自嘲“一生秋风裱糊匠”.在与守旧派的争论中,李面临着“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的局面,因此建议“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迹,天下危局,终不可支.”
洋务与维新,固不为大众所理解,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如被鲁迅所论之“国粹”,“问题不是我们能否保存国粹,而是国粹能否保存我们”.在中国这种通向权势的道路已有狭隘限定的社会中,只要晋身之途尚无强制性,那么确立另外的途径势必就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实施良好的社会方案就需要一种强制因素,更何况中国好坏判断的理论和中国好坏判断的实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李鸿章之外交,虽得其师曾文正之真传,概一之以“诚”字,不过因时而动,用的最多的恐怕还是他自己独门的“痞子腔”、“痞子手段”.比如对于“洋队”外籍将领的桀骜不驯,用尽方法控制,后来在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又迅速解散,洋头目白奇文竟以“覆舟溺毙”收场.至于李鸿章的“联夷制夷”的策略颇类“昨日之敌为今日之友,今日之友为明日之敌,咱们后天再看亦复不迟”,十足的“痞子”腔调.然而“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者,又非平时而结之,不过临事而嗾之,盖有一种战国思想,横于胸中焉等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是“小狡狯之外交家”,是李鸿章所以身败.
然皆不足为李鸿章病.譬如甲午,“西報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等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将一切丧权辱国的事情全都算在把李鸿章一人身上,在事实上就把他的作为等同于国家的作为,实际上并没有勾勒出“国家权力”的逻辑运作,“‘国家权力’在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却没有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力量充分地加以论述和考察.对官员权力的经常关注模糊了国家权力的作用”
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一生由兴到衰的转折,“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失意之历史方始矣”,也是洋务运动失败的主要标志,李鸿章自谓,“一生事业,扫地无余等环境所迫,无可如何”.梁启超如是感慨,“回视十年前天津订约时之意气,殆如昨事.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若干年前电视剧《走向共和》中马关一段,大意为,李曰,十年前尚欲盟我,今何故苦苦相逼?伊藤曰,那时彼国强于我国,如今我是战胜国.泪岑承睫,目之不免心酸.
“吾于中日之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恶夫虚骄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此论可谓公允.
故李鸿章以马关、庚子两案遗臭,而发捻之力全失,折尊之功竟无.“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不禁想起汪兆铭当年刺杀载沣未遂而入狱,“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慨然题于壁上,设使汪氏即死,必享大名,何以汪精卫三字留诸后世?《菜根谭》有云,“声妓晚景从良,一世烟花无碍；节妇白首失贞,一生清苦俱非.故曰,看人只看后半截”诚不欺我,世事如此,为之奈何?非常之时必有非常之人以行非常之事,“天下人云者,常人居其千百,而非常人不得其一,以常人而论非常人,乌见其可?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适为公论.刘兴骂项,成败论人！
“质而言之,则李鸿章实一无学识无热诚之人也.虽然,以中国之大,其人之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乎李鸿章者几何?十九世纪列国皆有英雄,而我国独无一英雄,则吾辈安得不指鹿为马,聊自解嘲,翘李鸿章以示于世界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呜呼！亦适成为我国之英雄而已矣,亦适成为我国十九世纪以前之英雄而已矣！”
春花同落,秋草同腐；残阳沥血,冷月凝霜.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签定《辛丑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李鸿章在“老来失计亲虎豹”的悲愤中病逝.
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
海内尘氛犹未靖,诸君莫做等闲看.
（作者单位：西藏日喀则市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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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李鸿章其实是名合格科技工作者 晚清战事引发了洋务运动，因而李鸿章最初关注的自然是军事科技。首先是痛定思痛，开始自主研发枪炮弹药。1865年9月，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主要任。
2、 李鸿章外交思想 摘要：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西差距进一步扩大。中国传统的对外政策和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开始向近代外交发展。李鸿章作为晚清。
3、 对晚清李鸿章外交再认识 [摘 要]晚清是中国近代史上屡受列强侵略的时期，也是外交上极度衰弱的时期。李鸿章作为主持晚清外交的重臣，为挽救清国的危亡，其在外交思想和外交活动。
4、 论冯桂芬对李鸿章影响 内容提要：李鸿章是近代中国一位争议颇大、又在许多方面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实与他的诸多师友对其思想言行的影响分不开。这其中，冯桂芬对李鸿章的影响不。
5、 李鸿章和海外侨民受害事述略 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源远流长，传说十八世纪或早些时候，中国人即已来到澳大利亚。2013年，在澳北海中一无人小岛，三位考古学者用探测器在沙滩上发现。
6、 李克军怎样读懂县委书记 “如果一个地方的兴衰系于一人，那说明这里的民主、法治力量十分孱弱，无论暂时的治理绩效如何显赫，都可能存在诸多隐患。所以，按照权责对应的原则，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