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转型、关系距离和城市居民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是适合转型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转型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定量研究表明,传统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对纠纷当事人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仍然存在影响.但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城市居民的关系格局介于“差序格局”与“自我中心网络”之间,由此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与传统乡土社会有所不同.这主要表现为,除了关系距离之外,纠纷类型（包括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与不关涉生存利益的纠纷）也会影响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基于定量研究的结果,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议：尽力促使纠纷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分发挥社会型救济的积极作用；不断完善公力救济尤其是司法救济.
〔关键词〕社会转型；关系距离；纠纷解决方式
〔中图分类号〕C9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6-0128-08
自近代以来, 法学界一直存在着一种试图使法律或法学纯粹化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完善法律制度自身体系、建构独立的法学学科方面不无意义.但是, 它忽视了外在因素对法律的影响以及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事实上, 法律总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由于社会的发展变化,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效果并不总是确定的.“试图把法律完全同外部社会力量——这些社会力量冲击着法律力图保护其内部结构所依赖的防护服——相隔开来的企图,必然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1〕基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考量,本文试图从法律社会学角度,探讨在纠纷解决研究领域,纠纷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对其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
一、引言
关系是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其与西方文化中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有交叉,但不完全一致.共同点是他们都有多少、强弱、直接间接的区别.不同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关系更强调亲缘（包括血缘和姻亲）,因为其中夹杂着义务,受托者不得不帮忙,请托者的需求由此能够得到满足.第二,关系更具伸缩性,除了直接认识的人之外,所有人都可以通过中间人进入个体的关系网络,有的人擅长维系与加固关系,关系网络不断延伸,有的人不擅长或无所谓,关系网络则会收缩.第三,关系运作中“施”与“报”的长期性与平衡性.关系运作不是一次交易,而是多次交易,上一次交易的受托者成为下一次交易的请托者,受托者必须“施”惠,请托者必须“报”恩,由此在平衡中达致关系的持久性.比较中西文化,虽然我们不能过于强调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前者以法律上的权利义务看待他们的商业关系,后者更关注人际特性与关系.但是,中国人对关系的强调似乎已形成一种力量,它持续了几千年,更强有力且更为普遍.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将人际关系置于法律关系之上.〔2〕
无论古今中外,由于个体对他人生活的参与程度不同,不同个体之间在关系上的亲密度是不同的,即存在关系距离.但在不同的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时代,关系距离的决定机制不同.在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伦常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中, 血缘关系是其基础和本质所在.因此,利他之“义”此处的“义”是“仁义”而不是“义务”,因为中国文化克服“私利”之“义”与个人主义文化中限制“权利”之“义务”是不同的.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159-166页.在价值层面对于个体之“情”及“利”具有明显的优先性, 在现实中人伦之“情”包容于“义”中处于从属地位,“利”与“义”则相混合构成了差序关系由深至浅的各种“人情”实践.〔3〕但自清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且仍在经历巨大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扩大、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与对个体权利的重视使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发生了许多变化如李沛良提出的“工具性差序格局”,参见李沛良《论中国式社会学研究的关联概念与命题》,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编《东亚社会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65-76页；又如杨善华、侯红蕊提出要关注现阶段中国农村“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参见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宁夏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并逐渐具有西方个人主义文化“自我中心网络”“差序格局”和社会网络理论中的“自我中心网络”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比较明显的,它们都是对个体周围社会关系网络的描述,网络的中心都是自我,自我和周围其他个体在关系上都有亲疏远近之别.然而,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非常鲜明的.参见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的特点,如重视姻亲关系、注重情感与利益,利益相对独立于仁义、情感等.因此,尽管“义”仍然具有优先性,但却不再有统摄性；虽然“义”“利”之间仍有既紧张又交融的混合性特征,但由于“情”的凸显而有了一种纯粹.因此,本文根据中国文化中“义”、“利”与“情”三个要素及其交融状态,将当下中国社会的关系分为仁义—情感关系,主要对应于家庭成员与亲戚,侧重于仁义施与,兼有情感满足,利益交换因为频繁而长期而不用特别提及；情感—工具关系,主要对应于朋友,包括亲密朋友与一般朋友,侧重于情感满足,兼有利益交换,其中虽有朋友之义（如五伦中的“朋友有信”）,但已大为弱化；工具—情感关系,主要对应于工作关系随着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 大多数有劳动能力的人被组织到一个个具体的“单位组织”中.在单位组织中, 人们获得资源, 包括地位、权力、利益及个人身份和合法性.由此,单位领导与同事成为中国人重要的人际交往对象.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职业流动频繁,当下单位组织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不如计划经济时期.（包括领导、同事、生意伙伴）、相邻关系即邻居,侧重于利益满足,兼有情感满足,其中虽有“义”的成分,但通常由各种规范替代.廉如鉴认为,由于不同维度的关系（主要是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义务关系）无法在强弱程度上进行对比,所以很难清楚地指出两者在亲疏远近上的差别.如果不同维度的关系再进行多种组合,亲疏远近就更不容易界定.参见廉如鉴《“差序格局”概念中三个有待澄清的疑问》,《开放时代》2010年第7期.但任敏认为,关系距离长短与关系类型存在对应关系,即情感关系<人伦关系<面子关系<技术关系<制度关系<公义关系.各平面彼此相对独立存在, 在每个平面内个体行动者有差序地确定多个关系人在该格局中的相对位置.居于不同平面中的关系人与中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远近比较就可以通过比较它们在水平面上的投影来实现.参见任敏《现代社会的人际关系类型及其互动逻辑——试谈“差序格局”模型的扩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笔者认为,由于社会变迁,中国人的关系格局虽然不存在清晰的圈层,但关系距离仍然存在.由于各种关系实际上都混合了“义”、“利”与“情”三个要素,用主要的两个要素构成关系类型可能比一个要素为主的关系类型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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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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