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NGO的双向嵌入和自主性扩展:以南海义工联为例是关于义工联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义工联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近年来,中国NGO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扩展自主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南海义工联这一个案来看,其成长与发展过程显现出“双向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的典型特征.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特定关系结构下,这种双向嵌入是NGO扩展自主性的理性选择.但是,这种双向嵌入的NGO自主性扩展方式,隐含着因与国家的“强联系”而削弱与社会的“弱联系”的风险.
关键词：NGO；自主性；双向嵌入；国家与社会；南海义工联
中图分类号：D63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4-0086-09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政策的调整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得到了蓬勃发展.与此同时,民间NGO受到国家分类控制[1],处于国家严格而灵活的“培育、管理与监督”之中,面临着合法性与资源约束的双重困境；官办NGO更是处于党和政府的掌控之下.因此,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中国NGO普遍缺乏自主性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些判断与不断发展变化的经验事实存在相当大的出入.王颖等人基于浙江等地的调研就发现,大量新兴的中国NG0活跃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2].安戈对北京市朝阳区的观察发现,尽管工商联在结构与人员方面依然被国家牢牢控制,但它的自主性已经达到了脱离国家控制、实现利益表达自下而上输入的程度[3].张云秋以青岛市工会为例的研究发现,改革年代的中国工会已经从作为国家统合主义的工具或官僚机构,服务于国家去控制和动员社会,转向作为工人的代表者,在协调劳资矛盾中拥有更多的影响力[4].纳普的研究发现,只要中国环保NGO的行动是在支持国家的总体目标与政策,它们就可以获得相对较高的自主性[5].邓国胜则认为,中国NGO缺乏自主性在1995年之前尚属事实,但在1995年之后就已不是如此[6].马秋莎也认为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NGO开始了走向更多自主性的明显转型[7].鲁依依通过多个案例的研究发现,由于政策规定与政策执行之间的落差、官办NGO寻求自身独立议程等原因,一些官办NGO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性,许多民间NGO面临更多的限制[8].此外,改革中的国家受制于自身能力,需要NGO分担公共服务供给压力,只会对那些有特定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的NGO进行严厉管控,而对其他类型的NGO往往实行软约束.因此,在当代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下,NGO的自主性客观上获得了明显的扩展.
在已有关于中国NGO自主性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依然遵循西方公民社会理论的理路,过分强调NGO完全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在这种思维中,NGO的主要作用是限制国家行动的范围,保护社会免受国家的任意干预,并且在一个具有实质自主性和独立性的社会空间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运转[9].这种理念造就了一种“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意象,认为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式的天然对立关系[10].这种认识在相当程度上偏离了当代中国的实际.实际上,当代中国既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清晰分离,也不存在社会对国家的完全依附,国家与社会处于相互交织状态[11].因此,中国NGO的自主性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完全独立于国家的自主性.中国NGO的自主性不仅来自于国家的放权,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有赖于国家的扶持与帮助.当然,中国NGO的自主性还应该通过回归社会而获得.
本文以广东省佛山市的一个官办NGO—— 南海区义务工作者（志愿者）联合会（下文简称“南海义工联”）为个案,试图考察在现行制度环境下NGO扩展自主性的方式、价值与启示.本文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10 年10月—2012年6月期间的调研,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南海义工联主要负责人及其专职工作人员的访谈；二是在南海义工联网页上收集的资料；三是对媒体相关报道的收集整理.
二、文献综述
在NGO研究视野中,自主性是NGO的六个基本特征之一.NGO自主性拥有多种定义和指向,本文特指NGO所具有的较强行动能力.研究者强调NGO是实行自主管理的组织,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也不隶属于任何私营企业[12].研究者归纳了影响NGO自主性的七个因素：组织的承诺、财政分散、公众基础、技术专长、社会和管理知识、策略知识、培训政府工作人员的经验[13].不过,中国NGO并不享有完全类似于西方国家NGO那样的自主性,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4].更为重要的是,当研究者强调NGO完全独立于国家之外的自主性时,就会过分突出NGO与国家的冲突乃至对抗关系而忽视合作的维度[15].基于此,研究者倾向于承认当代中国的NGO享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认为不同NGO在与国家谈判中技巧的差异经常会对其享有的自主程度产生关键性影响[16],认为一些官办NGO享有明显的自主性[17].
NGO是集体行动的载体,能产生组织性力量并宣扬组织的价值目标,会对国家产生相当的冲击.因此,国家会采取各种手段去管理和控制NGO.1989年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民政部门主管登记、党政主管部门负责日常管理”的双重管理体制.这种对NGO的“控制—管理型”体制,在制度上赋予了政府对NGO强大的政治管制与行政干预权力[18].但是,在当代中国政府管理逐步走向法治的转型进程中,诸多正式化的制度规范往往在实践中被执行者非正式化.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些民间NGO 通过在活动中邀请政府领导人参与其组织的领导委员会而获得资源、积累联系、提高组织的名声并赢得保护[19].针对中国有影响力的环保NGO的研究发现,许多环保NGO的组织者与领导者实际上有一定的政治职位[20],[21].即使是纯粹的草根NGO,只要它能限制自己的化诉求,帮助政府实现社会福利目标,也能在持续性压制的环境下生存[22].这种情况在诸如对广州业主委员会联谊会筹备委员会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印证[23].与民间NGO相比,官办NGO因与党政部门具有密切联系,在运用关系资源中具有更大的优势.有研究者将官办NGO在实践中寻求自主性的策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充分利用私人关系资源、获得财政独立、寻求有影响力的赞助人、为监督机构提供多种收益以换取更多的自由[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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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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