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国族建构中阶级、性别和族群意识是适合族群意识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化意识和民族意识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内容提要：20世纪50至70年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叙事为完成国族建构的主题,征用了阶级理论作为论证资源.一方面,重构民族下层的阶级身份认同能以相似的利益趋求及情感取向跨通民族分立；另一方面,阶级叙事和国族叙事又产生尴尬错位,迫使作家采取多种缝合策略.文本中的女性所具有的主体间性意识,实质是父权制话语结构的产物,这使她们成为父权制亲属关系中的“ 工具”.汉族作家把少数民族的“现实存在”转换为“文学存在”时,留下了确凿无疑的族群意识,这主要体现在阶级关系演示、人物形象塑造及故事情节的编排上.
关键词：汉族作家 少数民族叙事 阶级 性别 我族意识
晚清以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一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主题.至20世纪中叶,现代民族国家尽管在实体层面已经建立,但在民众意识领域内的确认和巩固仍然需要一个过程,这必然对当代文学叙事提出继续塑造国家认同的潜在要求.特别是在当时刚刚建国的形势下,以文学的方式建构各民族的国家共同体意识,更有稳定国内形势、防范国家分裂、抵御境外侵略势力的重要意义.在此背景下,50至70年代,诸多汉族作家依托接触少数族群的实际经验或历史知识,开始了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叙事实践.这些叙事实践顺应国家的政治要求,以想象的方式展开国族意识形态建构,试图打破各民族的“我族中心主义”,改变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猜忌、彼此隔膜的历史关系,最终目的在于确立各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普遍认同.
阶级理论对国族建构的论证功能
为顺利达成国族建构的叙事主旨,汉族作家征用了多种理论话语作为论证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理论.一般而言,阶级是以经济地位和政治属性为划分依据的群体,民族则是在历史、语言、地缘、文化、习俗及心理上具有相似性的共同体.两者不能等同,“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分别属于不同的范畴,它们是不能互相归结的”,但是两者却有重要联系：一个阶级可能分属不同民族,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阶级.显然,在民族（特别是民族下层）中阐发阶级性,唤醒阶级意识,可以通过对共同利益趋求的召唤,弱化或消解民族之间旧有的族性关系逻辑,以阶级为桥梁跨越民族鸿沟,融通民族分野.汉族作家在少数民族叙事中引入阶级观念,其意图并非要消弭民族差异,消除少数民族的族性认同,而是为了尽快而有效地转变汉族和少数民族在长期复杂历史中所形成的并非完全和谐的关系,增强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对全新国家形象及其秩序的认同.就本质而言,这是要建构一种以利益共享为基础的、既“存异”又“求同”的新型民族共同体.
应该注意到,阶级关系虽奠定于政治经济利益层面,但其内涵指向也牵涉道德和情感.同一阶级的粘合力,不仅起源于共同利益诉求,形成于理性合作过程,更在相似的善恶指认和爱憎取向上,得到附生和强化.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无产阶级”.事实上,“无产阶级”概念的提出,原本就包含着对平等和公义的吁求,潜藏着对“剥削阶级”和“压迫势力”的怨恨.因而以“无产阶级”来重构为数甚众的各民族下层群体的身份认同时,无疑能够在道德取向和情感态度上拉近他们之间的心理距离,由此唤起并激扬国家精神.“平等感不仅能动员起民族的怨恨心态,以利于民族国家建构时的国族动员,也能通过煽动阶层间（比如因贫富比较而起）的怨恨而动员社会革命,从国家内部整合民族国家.”历史上, 的革命理论之所以能广泛调动民众,就是因为它成功地把“无产阶级”一词阐述为下层民众的代名词.或者说,“无产阶级”被 赋予了替代下层民众的合法性.在此意义上,一切受到压迫的中国各民族都在无产阶级的名义下,组织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
在少数民族叙事中,汉族作家常常由文本中的汉族人物代言,向少数民族人物宣讲—个道理,即统治阶级才是民族矛盾的罪魁祸首；历史上民族分歧、矛盾、冲突、压迫和侵凌,乃是由各民族剥削阶级之间利益纷争所造成的,各族下层民众即使参和其间,也是受了统治者的蛊惑和驱迫.正如《达吉和她的父亲》所表呈的那种理念：汉彝两族之间长期的隔膜和积怨,是历代汉族统治者和彝族上层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相互倾轧的结果.像彝族老奴马赫这样的下层百姓,对汉人之所以怀有恐惧和隔膜,乃因其长期受到彝汉统治者的蒙骗和迫害.在无产阶级 的新中国,旧有的统治阶级已被打倒,两族百姓同为国家主人,理当冰释前嫌,亲密携手.在长篇《云崖初暖》中,主人公阿什木嘎起初是一个受到奴隶主剥削和压迫、具有朴素反抗意识的彝族奴隶,在奴隶主的蒙骗下对汉人怀着敌视.经过汉族奴隶尔格汉呷、地下党员陈锣儿以及众多红军战士、指战员的启蒙和引导,他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认识到汉官和彝族头人是一类人,代表无产阶级的汉族党员是娃子（奴隶）的朋友,自己应当和汉族革命者联合起来,一同和汉彝两族的统治者作斗争.在确认奴隶作为被统治阶级身份以及彝汉剥削阶级作为敌人的过程中,在彝族奴隶翻身解放,走向自由的进程中,彝汉两族百姓得以化解民族旧怨,深化民族情谊.显然,小说中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成长叙事是彝汉两族由隔阂走向团结的形象演绎,阶级学说为国族建构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阶级话语为国族话语输送营养还体现在文本对少数族群中的民族英雄/败类的指认和塑造上.通常所谓的民族英雄/败类是根据族人在本族和他族发生利益纷争时所秉持的立场及采取的行动来予以界定,卫护或出卖民族利益者分别为民族英雄和败类.汉族作家意图超越传统的民族主义,在现代国族主义的维度上对此进行新的体认.所以更准确地说,他们应该被命名为国族英雄/败类.但凡致力于本族和汉族的联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做出杰出贡献的少数民族成员,即被指认为国族英雄,如呼韩邪单于、禄东赞（《王昭君》）,松赞干布（《文成公主》）等.至于那些汲汲于狭隘的本族利益,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采取离间、阻挠或破坏行为者,则是民族败类的典型代表,如温敦（《王昭君》）、俄梅勒赞、支·塞乳恭顿（《文成公主》）、忽斯满（《复仇的火焰》）、罗洪鲁拉（《云崖初暖》）等人.在具体叙事中,国族英雄/败类往往分别呈现为对待汉族正义势力的主和派和主战派.客观而言,主战和主和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方略,在道德上具有中性色彩.在国族整合的叙事目的下,作者企图抑此伸彼,褒主和派,贬主战派.当两派公开辩论时,因主战派也有充足理由,很难将其丑化,此时阶级叙事再度被派上用场.在《王昭君》中,主战派首领匈奴大将温敦视民命如草芥,随意射杀牧民小马纳的父亲,指使下属劫杀汉朝商贩.和之相反,主和派领袖呼韩邪惩奸除恶,爱民如子.有了外在的道德形象,政治理念的对和错随之不言自明.显然,在相当程度上,文本中的民族败类是因其阶级道德的堕落和阶级立场的迷失而获得定格,而民族英雄则是在下层化的阶级认同和阶级感情中完成塑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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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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