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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奏折》 真伪之辩由来已久,至今未有定论.如果研究的思路突破以往的中日关系局限,注重当时苏、日、中三国的战略博弈,无疑会有更宽广更深刻的视野与理解.
奏折之缘起
1929年12月,由史量才等主办的南京 《时事月报》 刊文 《惊心动魂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奏折》 的内容始为人们所知,轰动了世界.不过对奏折的来历却有不同说法,这里按大致顺序作一罗列.
(一) 王家桢说 （以下简称“王说”）
1935年4月,曾任东北军 《东望》 周刊主编的赵尺子应邀赴武昌会晤张学良.赵问：“田中奏折是您在华北发表的 （用纪清漪女士的名）,它是怎样到达了您的手中?”张学良答：“王家桢买来的.”当年王家桢曾是张作霖与张学良手下的情报主管.1944年春,赵采访时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王家桢询问购买奏折的经过,王说：“台湾人蔡某,生于日本,四岁改姓山口,卒业某私立大学,与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之小生 （秘书）为友.”山本“亲为田中修正奏折原稿,交小生抄清.小生则挽山口为助.山口因私录一份,供给我方”.“我方按月助以日金二百元,为山口及小生饼饵之资.”
这是王关于奏折最早的回忆,其要点有三：蔡智堪获取奏折的地点是在山本家；趁友人“小生”挽其“为助”之际“私录”得手；时间是在奏折刚经山本“修正”完成但尚未“抄清”之际.这一回忆的地点、人物、时间三大基本要素齐全.
1960年,王发表回忆文章 《日本两机密文件中译本的来历》,要点如下：其一,关于来源.1928年年尾前后,“我们的驻东京办事人”蔡智堪“分批给我寄来一些文件,另外写信来说：这是绝对秘密的文件,是他的朋友在某政党干事长的家里当书记抄写得来的.只能分批寄来”.王家桢“将寄来的稿件交给办公室分段先行译出,然后再将意义不明了或是脱字脱句的地方,逐一经过研究,加以添补.稿子全部到齐,经过翻译整理,订成为一个完整的文件,已经是1929年的春天了”.其二,关于内容.文件是“由政友会新选出来的总裁田中义一大将在大连召开的东方会议的一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经整理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天皇的,我就给它起名为 《田中奏折》”.文件 “开头就说‘要征服全世界,就必须先征服中国；要征服中国,就必须先征服满蒙’”.
与首次回忆相比,最关键的变化有三：强调了收到文件是在“1928年年尾前后”；明确了内容是大连会议的“部分会议秘密记录”；“私录”者由蔡智堪改为“小生”,而蔡只是寄件人.
1983年5月15日上午,王接受采访时的回忆要点有二：“我是1927年秋从郑州乘火车到汉卿那里工作的”；“我是在1928年末前后接到蔡智堪首次寄给我 《田中奏折》 的抄件,是分批寄来的”,“他抄的 《田中奏折》 字迹很潦草”.
这一回忆的新内容有三：王家桢1927年秋上任；肯定了蔡智堪是抄件人和寄件人；确认了“首次”收到文件是“1928年末前后”.
概括“王说”关于奏折的三次回忆有三个特点：始终回避任务启动的时间,给人的错觉是“小生”或蔡智堪主动寄来的；在时间、地点与人物三个要素上,屡有变化；不管是“文件”还是“奏折”,其核心内容是大连会议记录.
(二) 林快青说 （以下简称“林说”）
1949年9月21日,赵尺子在 《中央日报》 撰写有关 《田中奏折》 的文章,表示想一晤“台胞蔡君”,先后接到署名“吴仕隐”和“蔡某”的两封信,均自称是取得奏折的“直接关系者”.
1953年9月2日,《联合报》 刊登记者专访：“‘吴仕隐’就是林快青”,文章称：林快青生于1908年,“在十八九岁时,就去日本就学.由日本古董商鬼家的介绍,在政友会干事长山本条太郎处当缮写员.无意中发现党魁田中首相交写的一份侵略中国的奏折”,“就将原文另纸抄下一份”,“想尽方法”才“与一位30余岁自称张姓的人见面,就将这一张企图侵略中国的蓝图交给张姓青年”.林快青还认为：“中文译本的 《田中奏折》,和实在的 《田中奏折》,有相当的出入.”同年9月7日,该报又刊登赵尺子的谈话,认为“抄本系出林快青手,辗转为蔡智堪所得”.从中可见,林快青是1927年当了山本的“缮写员”,就是“王说”的“小生”.但最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当事人此后却销声匿迹,使得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得不聚焦于蔡智堪与王家桢.
“林说”的要点有三：林快青就是“小生”；文件抄自山本之处,与“王说”完全一致；“小生”传递文件需要“想尽方法”.
(三) 蔡智堪说 （以下简称“蔡说”）
1953年7月13日蔡智堪说：“抄件文字当时与原底毫无不同,但是后来发表的还不及全文的一半.抄件是我亲自交与王家桢的.”蔡还说：“当时并与王家桢约定,由中国政府送给他 （山下勇） 美金三万元,但是以后并没有给付.”因此蔡智堪在东京的一栋楼房被山下勇强占.蔡还强调“我汉民族中唯王家桢、王正廷与晚生三人而外,别无他人与晚生同心协力”.
1954年8月13日,赵尺子收到蔡智堪以 《日本侵华秘史——“田中奏折”由来》 为题的自述经过.经赵修改和蔡审阅后,于同年8月28日在香港 《自由人》 报上以“我怎样取得田中奏章”为题发表,其要点如下：
其一,接受任务的时间.“蔡说”是在“民国17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得王家桢手书,云：‘英美方面传说,田中首相奏章,对我颇有利害,宜速图谋入手,用费多少不计.树人’”“树人乃王家桢先生大号”.
其二,奏折的内容.1927年“6月27日,田中内阁召集‘东方会议’至7月7日止,先后集会十天”.“至8月16日,田中又召集驻我东北的外交和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研究‘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后某一天 （约为8月25日至29日）,田中将两次会议的结果,即所谓田中奏章,上奏天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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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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