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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下第一本禁书
“如果你好好在图书馆走一走,幸运的话,你就会发现他借过的书.借书单上写着‘李敖’两个字,这时候,你不要怀疑,赶快借出来,不要管它是什么书,先借了再说,因为,你可以在他借过的书下面,签上你的名字.想想看,你的签名在李敖的后面,多有学问！你可以对别人说,你和他看同一本书啦！像我,就已经签过好几本了.”
那是1973年,我16岁.进入台中一中的第一学期,一个爱吹嘘的地理老师就用一种非常神秘的口吻,在课堂上这样讲着.许多同学互相打听李敖是谁,许多人在追问李敖到哪里去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传说中的李敖,在就读台中一中的时候,就翻遍了图书馆的藏书,后来去读台大历史系,一个被一中师长誉为“最有才华的人”,因为“思想有问题”,写了一些批判当政的文字,被关进监狱.他的妈妈还在台中一中任职,好像在教务处或者什么地方.
神秘的李敖,成为我们的偶像.许多人走遍图书馆,寻找他看过的书.
然而我们很快就听说在第二市场附近的一家书店,可以找到他的盗印书：《没有窗,哪有窗外》 《传统下的独白》.
我们平时就在这书店买参考书,所以还算熟.但要去问禁书,我还是非常担心,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因为看禁书,思想有问题,被抓起来.去买书的那一天,我站在书店里东看看、西翻翻,徘徊了一个多小时,等到老板旁边的人少了,才趋上前低声问：“老板,有,有没有《传统下的独白》?”
书店老板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外省口音,面容白白净净,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坐在高高的柜台后面,用一种陌生的眼神打量着我.一个穿卡其色高中制服的男生,没有买参考书,居然要买李敖的书,似乎有点奇怪.他停了片刻,面无表情地说：“是你要看的吗?”
“嗯.”我点点头,装得像一个好学生,心里只觉得非常害怕,像在被盘问.
“你知道这是禁书吗?”他的口吻转为温和一点,虽然不像在盘查,但语气冷淡.
“我知道.”我老实说.
“那,还有另外一本,你要不要?”他依然面无表情.
我心底跳了一下,算算口袋里的钱,就说：“好.”
他没有回话,起身走到书店后面的仓库,拿了两本书,用白报纸包起来,再用橡皮筋套上,面无表情,但先观望了四周,才塞给我,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盯着我看,低声说：“两百元.”相较于当时那些平装本的口袋书,如水牛文库、文星书店的平价书,这样的价格简直贵了一倍.但我连想都没想,立即从口袋里掏出钱,迅速付了,像生怕被发觉似的,将书收到书包里,藏到最深处厚厚的一堆参考书后面,书包上还写着“台中一中”的字样.走出书店,我才发觉自己心跳得非常厉害.
即使坐在公交车上,我还不敢打开.我四下张望,生怕有人发觉跟踪.回到家里,背着父母,我才悄悄地打开.粗糙的纸面黄色封皮,黑色的一行书名,没有写作者,内文一样是简陋的纸张和印刷,有些字体的油墨,还会印在手上.但我却用一个晚上看完了一本.
这是我第一次买禁书.第一次看禁书的感觉,和第一次跟女生幽会没有两样.微微晕眩,心跳加速,向禁忌的地方,不断摸索前行.
买禁书变成我们的乐趣.只要有人说,那是一本禁书,立即抢购,怕买晚了,书就绝版.陈映真的《将军族》,就是这样买来的.当然,同时购入的还有《第一件差事》.
暗娼街的罗曼·罗兰
台中一中附近还有一个可以买到禁书的旧书摊,靠近福音街的路边.老板是一个退伍老兵.那年代,似乎有特别多的退伍老兵散落在校园附近的角落里.不是卖豆浆烧饼,就是绿豆稀饭,要不就开一个旧书店,或者小说出租书店.他们可能原是读书人,只因战乱,跟了国民党的军队来到台湾.退伍下来,不知怎么谋生,就在街道边上开起旧书摊.
福音街是台中著名的暗娼街,街上有放16毫米黄色小电影的,也有招揽客人的三七仔皮条客,当然,那些暗娼会在黄昏的时候,坐在卖阳春面的摊子前,翘起雪白雪白的大腿,点两三道小菜,呼呼地吸着面条,一双化了浓厚脂粉的眼睛,无神也无惧地望着街道的过往行人.
17岁的我站在那旧书摊前找书,却往往被那些暗娼的身影所惑,忍不住眯了眼睛偷偷去瞧.旧书店的老板似乎也了解这个现象,卖的多是黄色小说,或者 《花花公子》旧杂志.那时的黄色小说印刷非常粗糙,与李敖的书没什么两样.内容多是嗯嗯啊啊,占了兩三页,看一本就够了.我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已看过,兴趣不大.反而柏杨的书,在这里有卖.此外还有邓克保（即柏杨）的《异域》,郭良蕙的 《心锁》,李宗吾的 《厚黑学》,D.H.劳伦斯的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以及据说是全本的《金瓶梅》.
有趣的是,这老板不知道怎么进的书,竟有许多旧俄文学作品,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托尔斯泰、契诃夫.
有一次,我竟在角落里找到罗曼·罗兰著的两册精装本 《约翰·克利斯朵夫》 及 《巨人三传》.这些翻译书都没写译者,但 《约翰·克利斯朵夫》与《巨人三传》 译笔之优美,令人爱不释手.后来我才知道,在那禁忌的年代,无论是作者还是译者,如果1949年之后留在大陆,没随国民党一起撤退,他们的书一律查禁.而罗曼·罗兰的译者傅雷,正是那年代最好的译笔.
那旧书摊老板特别有趣,胖胖壮壮,戴一副老花眼镜,老是坐在一排书架的一边,一张竹子编的躺椅上,兀自看着书,偶尔瞧一眼来逛的买书人.
我拿书给他问价格,他就拉下眼镜,斜吊着眼瞧我一眼,再看一眼书,然后再戴上眼镜,看也不看地说出价格.那些黄色书应是营生之用,卖得特别贵,而这些世界文学经典反而非常便宜.我有时候不免好奇,他到底懂不懂文学,为什么会进这些其他旧书摊子找不到的书?为什么这么便宜卖?但我不敢问.因为每一次我拿书去问他,他总是一副你要就拿去看的酷模样.
在那禁忌年代里,不仅是傅雷、刘大杰的 《中国文学发展史》,郑振铎的 《中国文学史》、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都一样,不管是哪一家出版,都不敢写上作者的名字,要不就是改名.例如郑振铎改为郑西谛,而巴金所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如《面包与自由》 《我底自传》,译者都写“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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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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