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清末广州对外经贸活动和英文粤音借词产生是关于本文可作为借词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介词有哪些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广州是英语词汇中的中文借词发源地之一.这些粤音借词数量可观,涉及中外经贸活动的各个环节,从而在生动反映清末广州对外商贸活动概况的基础上,折现出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及周边地区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些侧影.更为可贵的是,这些粤音借词以语言为载体,记录了西方人士对华人社会的观感和体验,为近代中外交流史留下了一份宝贵记录.
关键词：英语；粤音借词；清末；广州
中图分类号：K249.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2）02-0049-03
自清代中叶之后,伴随着西方经济、文化势力的渗透,中国作为“老大帝国”的地位受到动摇并开始逐渐融入由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当中.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一定数量的中文词汇被英语吸收而成为其外来词汇的一个组成部分.[1]其中,由于广州是内地最早对外通商的城市,中西交流的时间跨度较长,英语中的粤音借词出现时间较早,数量相对较多.不仅如此,这些粤音借词透露出了清末广东对外商贸活动的种种实绩,有助于拓宽我们观照历史的视野.
一、天朝风物：进入英语的广东特产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天朝物华天宝,完全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因此不需要和来自远方的“蛮夷”打交道.出于“天朝上国”对番邦的恩典,清政府将广州作为唯一的通商口岸对外有限度开放.从1757年开始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的80多年里,广州的商业地位得到了稳步而迅速的提升,国内外物资的集中、销售、转运以及交融流通都在这座城市里开展.到了1839年前后,广州人口已达到50万上下.“小贩、艺人、店主摩肩接踵.被每天可挣两先令工资所吸引而来的广州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卸下和搬运各种各样的涌入广州的货物：用潮州船运来的广东沿海乡镇所产的盐、鱼、大米和糖；广西来的大米、肉桂；云南来的铜、铅、宝石和黄金；福建来的陶器、烟草、蓑衣、糖、樟脑、红茶、雨伞；浙江来的丝绸、扇子和上好刺绣品；安徽来的绿茶；湖南、湖北及河南来的大黄和
各种药材.广州则输出燕窝、檀香和外国奢侈品等这个城市像块磁石,它吸进原料和人力,然后再把它们释放出来.”[2]
其中,国内茶叶的出口属于中国对外贸易活动的大宗.据《清史稿?志九十九》记载,当时全国的茶叶市场大者有三个：汉口、上海、福州.“汉口之茶,来自湖南、江西、安徽,合本省所产,溯汉水以运于河南、陕西、青海、新疆.上海之茶尤盛,自本省所产外,多有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诸茶.江西、安徽红绿茶多售于欧、美各国.浙江绍兴茶输至美利坚.福州红茶多输至美洲及南洋群岛.”[3]536上述三地的茶叶出海,都需要经过广州.为了从茶叶交易中获利,洋商“麕集”广州.为了沟通上的便利,各类茶叶的英文名称一律采用广东的本地发音.
首先,“茶”被统称为Cha.在此基础上,根据茶叶自身的加工手法、出产地点来加以区分,又创造了Campoi（拣焙茶）、Hyson（熙春茶）等词汇.Chow（炒）、Wok（镬）分别作为制作茶叶的方式、主要工具也被收入英文词汇之中.有意思的是,由于国人对海外世界的了解极其有限,洋人采购中国茶叶的行为被理解为蛮夷以肉食为主,离不开有助消化的茶叶、大黄.[4]同时,中国又是茶叶的最佳出产地,洋人的茶叶供应不得不依赖于中国的供应：
盖茶之性喜燠恶寒,喜湿恶燥,又必避慓烈之风,最适于中国.泰西商务虽盛,然非其土所宜,不能不仰给于我国,用此骎骎遍及全球矣.[3]538
诚然,西方人喜爱中国茶叶,但远远未达到“不可一日无此君”的程度.不仅如此,为了达到茶叶的自给,英国从19世纪初便开始在印度广泛种植茶叶以期打破中国对这一饮品的垄断局面并试图开拓属于本国的茶叶销售市场.对于清政府而言,盲目的狂妄自大加上国内转运程序的繁琐低效,中国茶叶的外销规模受到极大的限制并在 战争之后走向萎缩[5],这一情势反过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或许,这正是闭关锁国政策的主导者最为始料未及的.
除了茶叶以外,Galangal（高良姜）、Lingchi（灵芝）、Paktong（白铜）也属于贸易的一部分.它们通过Sampan（舢舨）被装载上船,运输至遥远的国度.在贸易活动的间隙,居留在在广州的西方人除了安心等待货物安全抵达之外还能够做的便是领略“食在广州”的含义.在这里,他们可以选择的主食、零食至少有Chop suey（杂碎）、Chowmein（炒面）、Dim sum（点心）、Subgum （[炒]杂锦）、Won ton（云吞）诸多种类；水果则有Kumquat（金橘）、Litchi（或Lychee）（荔枝）、 Longan（龙眼）、Loquat（芦橘）.而Pakchoi（白菜）、Samshu（“三烧”[酒]）也是日常餐饮所不可或缺的.事实上,洋人如何评价它们的味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特产能够出现在异域文化的体系中而被认识、接受,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
二、华夷博弈：官府?行商?
华洋之间的商业活动需要 的参和和平衡.为了满足这样的现实需要,Hong（“行”）和行商（Taipan,或曰大班）应运而生.康熙二十五年,经两广总督吴兴祚、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广东巡抚李士祯共同商议,广州建立了准行商制度.从此之后,中外商贸往来集中在“十三行”地区（今广州荔湾区十三行路附近）,由以伍秉鉴、卢继光为代表的行商负责接洽海外的商业团队和个人,并为其 经营手续、协助调解中外纠纷.在“以官制商”、“以商制夷”的思想指导下,行商成了政府和洋商之间的缓冲层,西方商人、中国行商、政府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三明治”结构.[6]
为了防止洋人“以夷变夏”,官员是不许和洋人直接见面的.洋人需要呈交的文件、资料、请示都由十三行的华商代为转递.此外,清政府严禁夷人自由进入中国内地.针对来华洋商必须频繁进出广州城的现实状况,只有在行商充当担保的前提得到满足之后,政府才会发放通行许可.此外,洋人还需要遵守的硬性规定至少还包括：不得和中国居民交往、攀谈；不得直接和商品生产者接洽业务；洋货（舶来品）出售之后不得折换为现银而是就地采购中国商品再运出中国国境；女性（家眷）不得随行来华；不得乘坐和使用中国的轿子；不得在华划船；每月的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可以在行商的陪同下,参观公共花园,等等.和之相对应的是,为洋人提供服务的华人（行商之外的仆人、翻译、马夫、厨师）会受到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社会舆论的严重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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