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辽朝时期道教在草原地区传播是适合辽朝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辽朝是中国吗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北朝之后在北方地区大兴.隋唐五代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推崇,北方地区的道教影响扩散到了草原地区.辽朝建立之后,大批进入契丹本土的汉人开始在草原地区传播道教.在契丹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之下,道教在草原地区的传播从未停止,对辽朝社会产生了深远而又深刻的影响.其精神信仰及宗教观念也逐渐为契丹人所接收,成为契丹辽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关键词：辽金史研究；道教；草原；传播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9-0015-04
10世纪,契丹统一北方草原,建立辽王朝,和此同时,道教也开始进入草原地区,在契丹本土范围内传播.有关道教在辽代社会传播的情况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学术界已有较为广泛的讨论[1].本文拟就辽朝时期草原地带道教的来源、传播情况展开讨论,以期明晰北方草原地带道教的传播脉络以及其对契丹民族所产生的影响.
一、隋唐五代道教的向北播布
道教是中国原生的宗教信仰,是中国远古宗教因素和中国道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从东汉末年开始,就有广泛的信众.北魏时期寇谦之开创天师道,道教开始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兴.这一时期道教信徒众多,道观及道教造像的大批营建,使得整个北方社会各个角落都充斥着道教的影响.契丹始兴辽西,由于其地近营州,所以契丹社会一开始就受到深刻的汉化影响,因此可以认为生活在北方草原地带的契丹人对于道教并不陌生.
隋朝实行佛道二教并重的政策,维持了北方道教的发展.到了唐朝之后,由于统治阶级的推崇,道教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普及.唐朝政府曾多次下令要求全国各地修建道观,据《册府元龟》卷51《帝王部·崇释氏》和卷53《帝王部·尚黄老》中记载,唐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都曾多次下诏书,要求全国各个州设立道观,并御注《道德经》,置崇玄学.唐玄宗还曾在天宝七年（748）八月十五日,“敕两京及诸郡所有千秋观、寺,宜改‘天长’名”[2].今北京西便门外有一处白云观,据《新编北京白云观志》记载,白云观前身系唐代的天长观故墟,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始建,初名十方大天长观.《元一统志》所引《大唐再修天长观碑》载：“伏遇太保相国张公秉权台极,每归真而祈福,察此观宇久废,遂差使押衙兼监察御史张叔建董部匠作,功愈万计.大唐咸通七年（866）四月,道士李知仁重模.”由此可知,在唐王朝统治者的鼎力推崇之下,北方的幽州地区也修建天长观供奉老子,而且幽州地区的天长观于咸同七年有再修之举,时至今日,白云观香火鼎盛,已成为北方道教的中心,全真三大祖庭之一.可见当时李唐王朝对于道教的推广已经到了北方地区.
另据《唐大房山碑》载,开元二十三年（735）“内供奉吕慎盈奉敕投龙璧”,二十四年（736）“又投璧”.“按道家有金龙玉简,学士院撰文,具一岁斋醮,投于名山洞府”[3]的解释可知投龙壁是道教仪式.吕慎盈是奉敕投龙壁,即是代表唐玄宗来举行仪式.投龙壁一般会选择名山洞府,唐玄宗将投龙壁仪式定在北方幽州境内,即说明幽州有道教名山,又可以认为唐时幽州地区的道教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另有学者据此研究认为这两次“投龙”仪式,都和向北方契丹等诸族宣传道教和宣扬国威有关[4].所以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虽然没有明确的资料显示此时的契丹本土地区有道教传播的痕迹,但是由于契丹人活跃在北方地区,和幽州等地接触频繁,因此对于道教当时有所了解,并不完全陌生.
五代战乱,社会动荡,影响了道教的发展.但是五代时期的帝王,节度使信奉、推崇道教仍不在少数.其中以割据幽州一带的卢龙节度使刘仁恭最为凸显.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八月,唐 政府“以幽州兵马留后刘仁恭检校司空,兼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充幽州卢龙军节度、押奚契丹等使”[5],至此以后,刘仁恭占据幽州长达三十余年.刘仁恭崇信道教,十分迷恋所谓长生羽化之术.据史书记载“是时,天子播迁,中原多故,仁恭啸傲蓟门,志意盈满,师道士王若讷,祈长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仁恭乃于其上盛饰馆宇,僭拟宫掖,聚室女艳妇,穷极侈丽.又招聚缁黄,合仙丹,讲求法要”[6].为了保障其所修道观的日常运营,刘仁恭除了投放大量的人力之外,还给予其丰厚的物质保障.如,玉河县,就是刘仁恭因为其在“大安山创宫观,师炼丹羽化之术于方士王若讷”[7],所以从蓟县中分割出一部分土地所新建置的县,目的就是为了供给道观所需.由此可见在刘仁恭控制之下的幽州地区,道教的传播似乎并未受到重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统治阶级的保护和倡导.由此亦可推之,在统治阶层的推崇之下,幽州地区的道教传播应该还是比较广泛的.
除刘仁恭之外,镇守镇州的赵王王镕亦“好左道,炼丹药,求长生,和道士王若讷留游西山,登王母祠,使妇人维锦绣牵持而上.每出,逾月忘归,任其政于宦者”[8]；以及控制定州地区的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9]等,都崇奉道教.这些地方实际统治者在其统治范围之内都不同程度的推动了道教在北方地区的传播,扩大了其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
二、契丹统治者对道教北传的推动
综上可知,自魏晋以来,北方地区崇奉道教风气盛行,而契丹人虽身处草原地区,但随着和中原地区接触的频繁,对北方道教传播并不是一无所知.10世纪以后北方草原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回鹘汗国灭亡,继之而起的契丹统一北方草原.此时中原地区藩镇割据,战乱动荡.而和其比邻的契丹本土地区则相对和平.因此,为了躲避战乱幽蓟地区的汉人亡入契丹者为数不少,而此时契丹方强,曾多次出兵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尤其是901年,阿保机被任命为本部夷离堇,专门从事军事征伐活动之后,契丹南略更加频繁.
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量的北方汉人及其他民族进入契丹本土地区.他们大多接受了中原传统文化的熏陶,其中就不乏道教信徒.为了对这部分人口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阿保机采取了“依唐州县”在草原地区修筑“汉城”安置的办法,并效仿“幽州制度”进行管理.在宗教方面也采用宽容态度,用推动佛教、道教及儒学在契丹本土地区传播来安抚和控制入辽汉人.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在位于契丹腹地的辽上京城中就建有“天长观”,一如幽州.而胡峤《陷虏记》中亦云：“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10]契丹本土地区的道教崇奉其源头来自中原北方地区,而在道教进入草原地区的最初,其主要的信徒应当以中原流入的汉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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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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