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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回暖并迅速升温的黄金时代,作家们禁锢已久的心灵被解绑后按捺不住对过去遭遇的悲愤填膺,当多种心酸回忆涌上心头时,控诉的呼喊就从笔端喷涌而出,一时间,伤痕文学成为人们向往新生活的表达方式,而这种急于打开情感闸门的泄洪式写作却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艺术表现力.在一片指控过去、展望新生活的文字中,汪曾祺的《受戒》使人们在几近僵化了的文学氛围中感受到一种从容的文学之美.他随后发表的小说均以清丽的笔致勾画了民间生活的平远小景,以抒情的人道主义立场去书写中国小儿女在命运洪流中的种种不幸和泰然承受命运的坚韧敦厚.汪曾祺小说展现出来的悲剧人生少有伟大人物的悲壮崇高,也少有人物悲恸心情的宣泄,犹如以素雅的水墨画中点燃出的崇山和深潭一样,人们却总能在淡泊的文字中被一种难以名状的哀伤所裹挟.
一
汪曾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有着西方悲剧美学的影子.悲剧的发源地古希腊是有着大量市民的商品贸易城市,那里的价值观是建立在追求个人利益之上的,在追寻利益时所受到的阻碍触发了古希腊人在命运中挣扎的生命体验,将此投射到戏剧上就是人类抗争于无常命运的悲剧情节,虽然知道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却仍要和其对抗,也就有了“崇高”“壮美”之类的悲剧范畴.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王,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为安葬哥哥而死的安提戈涅都是以遵循内心原则来抵抗命运的捉弄,也就体现了“崇高”和“壮美”.汪曾祺小说保留了西方悲剧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情节,以小人物对命运静默的抗衡代替了西方悲剧中的悲壮情节.他的小说中有为给父亲治病出 体,失去自己人生却仍要泡黄豆活下去的辜家女儿（《辜家豆腐店的女儿》）,以坚守自己内心情感来抵挡流言的薛大娘（《薛大娘》）,克勤克俭、穷尽一生想经营好米店,最后却在乱世中被敲诈破产的八千岁（《八千岁》）等小人物,都以自己微不足道却又不可动摇的倔强来抵抗命运的安排.
相比西方自成系统的悲剧概念不同,“中国古典悲剧”是一个后设概念,中国文学没有自觉的悲剧体系,有的只是故事中的悲剧情节.“悲剧”一词最早由王国维引入中国,是舶来品,但其并非作为一种文体被介绍而是被划为美学范畴之中.但在此之前,悲剧意识一直存在于古典文学之中,神话故事中常有悲剧意识,例如“夸父追日”“刑天舞干戚”等.汉代的《孔雀东南飞》,元剧《窦娥冤》《汉宫秋》《赵氏孤儿》等,明清时期的《牡丹亭》《桃花扇》都是带有悲剧色彩的文学作品.但这些作品的悲剧色彩总会被其喜剧性结局所大大削弱,故事中的有情人总会以其他形式终成眷属,或有清官为主人公陈冤昭雪,或有主人公的后代为自己报仇雪恨,诚然这是因为中国古典文学为了实现其教化功用,因此总要给主人公以光明的结尾,也就形成了中国古典悲剧悲喜交加双线进行的叙事结构.同时在封建王朝“天下无不是的君”的语境之中,悲剧的表现对象不可能像西方古典文学那样直指皇室贵族,而是聚焦在受于教化的平民百姓身上.加之中国古典戏剧兴起于唐传奇和宋话本,带有说唱文学的传统,作者多来自民间,不似士大夫类的传统文人,因此将表现对象主要集中在中国小儿女的悲欢离合上.
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影响颇深的汪曾祺有着以“清淡文字写平常人情”的文学理念,自然将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作为其写作对象,不似西方悲剧中充满高尚、悲壮的美学情感,仅仅呈现出被命运碾压的小人物的一丝丝悲凉.中国古典戏剧虽交织着悲喜之情,却从不吝啬笔墨于悲剧之上.从“窦娥冤”到“赵氏孤儿”其悲剧场景的呈现总能催生出读者的眼泪.但受京派小说影响颇深的汪曾祺在其悲剧表现中注入了对禅宗文化的思考,禅宗探讨的是个人和宇宙、时间等形而上的永恒关系,因此讲求“悟”字.“此识灭已,其心即虚,凝寂淡泊,皎洁泰然.”①所以汪曾祺小说总是以留白的形式去表现悲剧,以一叶现菩提的方式去表现人物在命运之中的悲哀.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在自知只能潦草度过此生时,作家是这样描写,“辜家的女儿哭了一气,洗洗脸,起来泡黄豆,眼睛红红的.”②《露水》讲述了一对真心相待彼此的露水夫妻,男的得了绞肠痧死了之后,女人仍要在轮船上卖唱,作家用一句“露水好大”③结束小说.汪曾祺短篇小说的精巧之处在于通过留白的形式展现了中国小儿女敦厚、坚韧的性情,延伸了京派小说“美”和“善”合一的创作理念,废名用乡村之美去展现人性之美,沈从文力图建一座希腊小庙供奉人性,汪曾祺自陈“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我认为儒家是讲人情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的思想”④.汪曾祺小说中的美丽和哀愁犹如一幅山水画,景色和意境是不可分的,因此汪曾祺笔下的悲剧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总是氤氲在温柔敦厚的气氛中,将和命运抗争的悲剧性以平淡的形式展现出来,却因小人物对抗命运时的坚韧释放出具有山海般的博大能量.
二
布封在《法国文学史》中提到的“文如其人”,这十分贴合汪曾祺的小说创造,这种对于小说形式的高度自觉也和他本人的生命体验有关.汪曾祺出生于高邮的士大夫家庭,祖父是清朝的末代拔贡,同时又经营着药房等商铺,殷实的家境使汪曾祺无忧快乐地度过童年,然而在就读于西南联大之时,汪曾祺目睹了战乱的 残暴,1957年被划为 下放到张家口参加劳动改造,又因“ ”时期参和样板戏的编写而遭遇“ ”后的反复审查.大起大落的极端体验使汪曾祺惯以平常心去面对人生百态,因此作家常将小说主题置放在喜悦和悲恸两种情绪的 ,以主题的立意来平衡悲剧所带来的人间困苦.
《小孃孃》讲述了谢普天和其小孃孃不顾血统禁忌而结合的故事.作家在行文中悬置了对 的评价,选择了爱情悲剧作为小说的主题.文本中小孃孃因难产而死,谢普天埋了她的骨灰之后飘然而去,不知所终.这本是一个由 而引发的人间惨剧,一端是人类禁忌的不伦之恋,一端是纯洁美好两情相悦,小说选取爱情悲剧作为平衡两种极端感情的故事视角.通过美好和纯洁的叙事话语勾勒出这对姑侄的爱情,“谢普天是学美术的,手很巧,剪个‘童花头’还在话下吗?谢淑媛皮肤红嫩,每年都要长冻疮.谢普天给小娘用双氧水轻轻地浸润了冻疮痂巴,轻轻地脱下袜子,轻轻地用双氧水给她擦洗、拭净,‘疼吗?’——‘不疼.你的手真轻！’”⑤让读者忽略血缘问题从而觉得他们的恋爱简直就是自然而然,也就冲淡了这出悲剧的凄厉性,突破了不伦之恋的禁忌感,取而代之的是对为追逐爱情而消逝生命的哀婉.汪曾祺晚年的小说《鹿井丹泉》更是摒弃了伦理纲常,以万事皆自然的主题讲述比丘和母鹿自然结合,诞下鹿女的故事.作者抛下了和尚破戒, 交尾,诞下后代的禁忌情节,以无比温柔的字句描绘了这一性灵之爱的传说.“归来从未体验过如此状况,觉得美妙无穷.母鹿也声唤嘤嘤,若不胜情.”⑥作者在万物皆有灵性的认知之下构造了纯净之美,因此有了“鹿女面目姣美,略似其父,而行步姗姗,犹有鹿态,则似母亲”.鹿女可以看作是浑融了人與自然之美的化身,自然就消解了打破禁忌的顾虑之感.故事的最后在众人世俗的屠刀下鹿女投井,比丘圆寂.小说以“当夜,归来圆寂”结尾.在小说主题的选择下,全文以超越伦常的认知来祭奠被世俗所玷污的美感,又故意模糊了世间美好被辜负的具象表达,只留下一片朦胧的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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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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