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财政转移支付、地方公共支出和粘蝇纸效应是关于公共支出方面的的相关大学硕士和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公共支出的特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摘 要 国内外经典经验研究表明,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刺激作用大于增加等額当地居民收入的刺激作用,这被称为“粘蝇纸效应”.文章对我国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效应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内陆和边疆人均一般预算支出方程中的人均转移支付系数分别是人均GDP系数的10.711倍和6.062倍,我国转移支付同样存在这一现象.根据经验分析结果,应该促进边境地区转移支付的规范化管理,加强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完善居民需求表达和民主决策机制,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配置与使用效率.
关键词 “粘蝇纸效应”；财政转移支付；面板数据模型；边疆地区
[中图分类号] 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8）01-0072-06
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旨在提高财力薄弱地区的财政保障能力,会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力较为薄弱的地区倾斜.传统观点认为,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提供的补助与增加等额居民收入对地方政府开支具有相同的刺激效果.但是,经验研究发现,前者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刺激效果更加强烈,会产生所谓的“粘蝇纸效应”（the Flypaper Effect）.这里使用2007～2015年的转移支付数据,对我国内陆地区和边疆地区转移支付的制度效应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否也存在“粘蝇纸效应”,并进而比较其区域差异.
一、“粘蝇纸效应”：不同类型转移支付效应的经验研究
经济学家布莱德福德和奥茨（Bradford&Oates,1971）[1]认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一次性拨付的无条件转移支付,与对居民实行减税政策而导致的等额收入增加,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上是等效的,这通常被称为“定价性定理”.其后,学者们使用不同的实证分析工具,尝试对该定理进行经验性验证.最早开展这一工作的文献可以追溯到葛雷林其和盖普（Gramlich&Galper,1973）[2],他们按照标准的需求分析框架,应用1954～1972年美国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经常性支出以及联邦一次性转移支付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加入滞后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边际影响为0.43,而个人收入的边际影响为0.1；同时,应用1962～1970年美国大城市的地方政府支出和联邦一次性转移支付的时间序列和截面序列,使用固定效应的普通最小二乘法,得到政府间转移支付的边际影响为0.25,而个人收入的边际影响为0.05.在其研究中,一次性财政补助对地方政府支出的刺激效果是增加等额私人收入的刺激效果的4倍多.众多经验结果并不支持“定价性定理”,而是发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地方公共支出的刺激作用,远远大于等量居民收入增长对公共支出的刺激作用,即产生“粘蝇纸效应”.
关于“粘蝇纸效应”的经验分析,按照转移支付的类型可以分为以下4类：
第一,关于一般性非配套转移支付效应的经验分析.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各辖区之间的公平度,其使用没有特殊要求,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地将这些资金用于不同用途.虽然此类转移支付的额度一般是由法律规定的,但有时候具有临时或斟酌性质.由于一般性转移支付可以被用于任何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支出,也可以用于减轻居民的税收负担,因此一般性非配套转移支付只会增加接收方政府的财力,只具有收入效应,而不会影响相关价格,没有替代效应,对地方公共支出产生的刺激作用最小.例如,伽马和奥茨（Gamkhar&Oates,1996）[3]验证发现,应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美国州政府1952～1990年联邦非福利性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支出的边际影响为0.47,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边际影响为0.6美元（见表1）.
第二,关于条件性非配套转移支付效应的经验分析.条件性非配套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提供一定额度的资金支持,并未要求地方政府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只要求该项转移支付资金用于某一特定目的.这种转移支付最适合于补助那些高层级政府拥有更高优先权,低层级政府只有较低优先权的公共项目.从制度设计角度来看,以结果为导向的条件非配套转移支付比其他类型的转移支付更为可取,它为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绩效提供了激励和追责机制,其刺激效应通常小于所得到的转移支付总额.雷瓦基和扎罗拉（Levaggi& Zanola,2003）[4]应用效用最大化中位选民模型,发现1989～1993年意大利联邦医疗卫生转移支付对18个州政府医疗卫生支出的边际影响为0.84美元.
第三,关于条件性非限额配套转移支付效应的经验分析.条件性配套转移支付或者成本分担项目,要求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依据特定的目的,并且接收方政府需要在某种程度上给予资金配套.条件性非限额配套转移支付在配套资金方面没有限制,在促使地方政府增加被支持领域的公共支出方面是一个很合适的工具,非常适合于纠正在公共品提供方面出现的外部性或者无效率问题.这种类型的转移支付会使地方政府在受资助领域的支出超过转移支付总增加量.格罗斯曼（Grossman,1989）[5]应用选票最大化模型,发现美国1973～1977年联邦福利转移支付对州政府自有资源支出的边际影响为1.51美元.
第四,关于条件性限额配套转移支付效应的经验分析.补助提供方政府通常更加倾向于提供限额配套转移支付,这时只要求提供有限额的资金配套,以便使补助提供方能保留对预算资金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超过限额配套部分的支出将得不到补助.条件性限额配套转移支付在提高地方公共品供给效率方面似乎作用不大,但是在工业化国家却十分流行.其原因是,该类转移支付在提高地方政府财力的同时,也能够帮助筛选公共支出的优先项目,确保补助资金能用于拨款方政府认为最需要的支出领域,纠正无效率并不是主要的目标.经验研究表明,限额配套转移支付比非限额配套转移支付对公共支出的刺激效果更加强烈.沙阿（Shah,1989）[6]对加拿大1966～1978年艾伯塔地方政府的实证研究发现,省级交通运输和非交通运输转移支付对地方交通和非交通方面支出的边际影响为3.1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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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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