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文学编年史的著述体例与其史学功能是关于本文可作为著述体例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著述体例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下载。
摘要：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专题编年体史书,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陈大康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展示出编纂者的一双慧眼、一片深思和一番诚意,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提供了极大的史学功能.
关键词：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陈大康
作者简介：郭英德,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5）01-0009-08
引 言
从20世纪90年始,中国文学研究界渐次走出“宏观研究”,呈现出一种“深耕细作”的局面,文学编年史著述的相继出版就是其显著的表征之一.1998年,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4册,辽海出版社）首开风气1.2006年,陈文新与数十位学者合作编纂的《中国文学编年史》（13卷18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首次表现出文学编年史著述的“规模效应”.此后2010年至2012年,又陆续出版了数部文学编年史著述.2而2013年更堪称“文学编年史年”,“以编年史方式重构文学版图”形成一时风气.3
文学编年史是一种专题编年体史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年、月、日编排文学史实.任何一种历史著作的著述体例,都有其长,亦有其短.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曾评论编年体史书的“利害”：“夫 《春秋》者,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形于目前.理尽一言,语无重出.此其所以为长也.至于贤士贞女,高才俊德,事当冲要者,必盱衡而备言;迹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详说.如绛县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晋卿而获记,或以对齐君而见录.其有贤如柳惠,仁若颜回,终不得彰其名氏,显其言行.故论其细也,则纤芥无遗;语其粗也,则丘山是弃.此其所以为短也.”[1]（P27-28）编年体史书,以人/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打破地域、身份、类型等的空间区隔和文化区隔,既便于确认人物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便于横向考察同一时间中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人物与事件,还便于纵向追索不同时间中人物与事件的历史变迁,并且可以有效地避免叙事的重复,这是其长处.但是,在编年体史书中,或因观念的左右,或因轻重的权衡,或因详略的制约,有的应该记录的人物与事件因难以编年而无法加以著录,有的不应该记录的人物与事件反而因便于编年而得以著录,这就难免产生“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弊端.同时由于编年史书是按时序分列杂陈人物与事件,无法不间断地详细叙述每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集中描述每一个事件的展开过程,这就容易造成人物叙述与事件描述的“断裂”、“跳跃”甚至“空白”.
那么,如何做到在编年史著述中扬其长而避其短呢?201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陈大康教授的新著《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展示出编纂者的一双慧眼、一片深思和一番诚意,为我们提供了堪称典范的文学编年史著述体例.该书的著述体例不仅体现出极高的史学价值,而且提供了极大的史学功能,这是该书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奥秘所在,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一、慧眼辨薰莸
研究资料的齐全完备,无疑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前提与基础.因此,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文学史著述者总是希望竭泽而渔,详尽无遗地占有全部史料,文学编年史的编纂更是如此.然而,归根结底,这只是文学史著述者的“一厢情愿”,因为任何一位文学史著述者撰写文学史著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加选择地采录所有的史料.人们不可能用一部文学史著作,细大不捐地容纳所有在历史上存在过的文学现象,这可以说是常识.
因此,从根本上说,任何一部文学史著作呈现给读者的都是被选择过的文学史,都对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有所淘汰,有所彰显,有所遮蔽.历史学家汤因比（A. J. Toynbee,1889—1975）曾指出,即使假设历史学家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同样重要的,可是他仍然无法写成一部掺和所有这些事实的历史,他不得不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这些所有事实都转载出来,也往往经由文字叙述,突出一些事实并贬低另一些事实.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历史是人为的.[2]（P14）因此,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1889—1943）说：“历史学家不仅是重演过去的思想,而且是在他自己的知识结构中重演它.”[3]（P244）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在谈到文学史叙述的原则时说：“纯客观的文学史现象是不在场的‘存在’,那种存在无疑是文学史理解和文学史叙述的基石,但它本身却无法直接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之中,而只能经由文学史家的想象和理解加以叙述.”[4]（P88）
既然是选择,就要求文学史家必须秉赋一双慧眼,在纷繁复杂的史事中披沙拣金,鉴别、钩稽和昭示出有意义、有价值的史料.文学史家的这双慧眼,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在横向的取材上尽可能地囊括一切有意义、有价值的文学现象;也要有深邃的眼光,在纵向的穿透上尽可能地展现这些文学现象的动态流动过程.正是有鉴于此,陈大康教授在《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编纂框架的设想上,就明确提出,该书的著述体例要显示出“规模上的系统性和时间上的连贯性”,以提供较为开阔的“史料空间”.[5]（序,P3）
毋庸置疑,文学编年史为了包容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大规模的资料搜集、钩沉、考辨、整理和编排自然是首要之务.在这里,“选择什么”固然难以措手,而“不选什么”也同样令人踌躇.因为开阔的眼界并非无所不见,开阔的空间亦非无所不包,贯穿于其中的无疑是文学编年史著述者与众不同的眼光.
以《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为例,在中国近代纷繁复杂的与小说相关的史实中,陈大康教授选择得以进入编年的层面的史料,包括“新作品问世、已有作品再版、作家概况、重要理论观点、清政府及租界关于小说的政策、出版小说的书局与期刊、创作地域分布等”,资料可谓极为详备.这就“不仅显示近代小说运动本身,同时也展现了制约小说运动的各种摄动力及其变化”.即使是小说作品的著录,该书也不仅止于著录作者和书名,还收录或摘录序跋、识语、题解等,“从而知晓其创作或翻译的宗旨、过程或针对性”.[5]（序,P3;凡例,P1）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文学编年史著述相比较,该书自觉地采取“宁失于繁,毋失于略”的编纂原则,有意识地淡化对文学现象的“重要性”的价值判断1,其“潜台词”应是上述层面的资料几乎无所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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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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