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中国文学中风水叙事是关于世纪中国文学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18世纪中国文学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近代以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风水观因其缺乏“真确的知识”而受到摒弃和批判,五四以来风水一直受到科学理性、唯物主义主导的文学思潮的攻伐.随后,20世纪中国社会及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风水在文学中的境遇也因时而易,这不但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嬗变,还纠结着20世纪纷繁复杂的政治、哲学及美学取向.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风水文化逐渐浮现出其反思现代性的“复魅”特质.
关键词：风水叙事；20世纪中国文学；科学理性 ；反思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5）02-0107-09
风水,又名堪舆、相地术、阴阳术、青乌术和青囊术,是中国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其主要内容是如何确立民居、村落和坟墓的位置、布局、朝向,以求为自己和后代获得吉利的理论和方法.它是中国古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中总结而成的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早期的风水是以观察地形为主,占卜吉凶为辅,后经汉、魏、晋、唐、宋的逐渐发展,在风水学中形成了两个派别,即“理气派”和“峦头派”.“理气派”是以八卦五行为依据,配以阴阳生克制化、罗盘定空间方位等定生克吉凶的,亦通过年运和宅墓的坐向推算主人命运的时空因素,占测最佳选择.“峦头派”主要以龙、砂、水、穴、向为其大纲,重视观测山川地势.风水学以 “天人合一”为基础,以《易经》和五行观念为参酌,形成了关于建筑、景观以及民俗的系统知识和学问,对中国古人居环境和民俗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关于山水园林的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
自利玛窦西来,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后半叶,欧洲传教士输入了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等知识,建立在逻辑推理和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思想随之而来,并日渐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的基本价值.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提升为评判一切的标准和意义世界的基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的风水观因其缺乏“真确的知识”而受到摒弃和批判.随后,20世纪中国社会及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风水的境遇也因时而变.
20世纪中国文学表现出极为丰富的内涵,其中所关涉的风水问题耐人寻味,关于风水的叙事不但反映了时代思潮的嬗变,其中还纠结着20世纪纷繁复杂的政治、哲学及文化价值取向,也体现了不同时期作家的文化态度和美学趣味.
一
事实上,风水自其诞生起即不断遭受质疑和否定.明代的风水最盛,儒者的批判也最强烈,唐顺之、黄省曾、赵汸等明儒依据儒家的社会伦理和风尚对风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驳.然而,传统儒家的这种批判仅限于观念形态上,并不具有新质的方法论意义.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观念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源于西方的“科学”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已经变成思想界之一尊.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和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科学”被视为一种值得贞定的基本价值,并作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坐标.因此,以天人感应和五行观念为基石的风水无疑成为近现代思想家批判“迷信”的众矢之的.
近代启蒙思想家立足于科学精神,对传统风水术攻击甚力.梁启超曾断言阴阳五行及其衍生物中医、风水、针灸是中国封建迷信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湎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2]陈独秀同时认为：“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乩,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僿,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3]鲁迅更是立足于科学启蒙,对风水学说的理论基础——道教进行了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鲁迅在1918年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4]针对当时一些人鼓吹的风水合于地理学的谬论,鲁迅倍感痛心：“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可救药的.”[5]钱玄同、刘半农、陈大齐也把破除风水迷信、崇尚科学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尽管风水术长期活跃于乡间民俗之中,但无论是“理气派”还是“峦头派”,这种违逆科学思想的玄秘学说在主流思想界的极力攻杀下已根本丧失了话语权.五四前后曾出现了诸如“中国精神学会”（1916）、“上海灵学会”（1917）、“悟善社”（1920）等倡导研究风水等神秘主义方术的灵学组织,它们立即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激烈讨伐.毫无疑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提升为关乎人类进步的价值信仰,甚至成为意义世界的基础,对风水学说的根本否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崇尚科学理性的新文学而言,风水自然被视为野蛮、落后的封建迷信而受到嘲弄和鞭挞.早在1903年,鲁迅就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谈到国人笃信风水,不知吾国地质之广漠美丽,“风水宅相之说,犹深刻人心,力杜富源,自就阿鼻”[6],对国民这种“因迷信而弱国”的状态痛心疾首.郭沫若在《童年时代》里回忆他升入中学以后,“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等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等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理训还要神秘”[7].可见风水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描写了主人公吕纬甫由激进的启蒙者退化为一个落荒者的心路历程,作品以吕纬甫为亡弟迁葬这一具有风水隐喻的细节,表达了对一个启蒙者重新堕入盲从和迷信的忧愤,同时也折射出国民性改造的艰难.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是在五四文化启蒙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乡土小说家循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宗法农村之愚昧、落后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否定,在他们的作品中,风水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罪恶而受到猛烈的讨伐.台静农的小说《新坟》叙述了四太太一家的社会悲剧,女儿被军阀奸杀,儿子死于乱兵之手,自己变疯,而这一切都被愚昧的民众归于祖先的坟地风水不好所致.叶绍钧的《倪焕之》反映了20年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社会的黑暗污浊.然而,学校平整坟地、开辟农场的教育改革行动立即遭到乡绅的极力反对,破坏风水成为教育改革的罪状,在宗法农村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下,倪焕之的教育事业以失败告终.正如周作人所言：“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下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8]
总结:本文关于世纪中国文学论文范文,可以做为相关论文参考文献,与写作提纲思路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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