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王勃观音大士赞伪托考是适合王勃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相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落霞与孤鹜齐飞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下载。
摘 要：《补陁洛迦山传》中有署名王勃《观音大士赞》一文,通过考察此传的流传情况以及观音形象的发展过程得知,此文乃伪托之作,不能作为王勃的文章看待.
《观音大士赞》一文托名王勃所撰,最早见于明代洪武二十七年（1394）山西崇善寺刻元盛熙明《补陁洛迦山传》.历代王勃文集均不载此文,自清代《全唐文·凡例》及吴县蒋清翊即怀疑该文伪托,但并未举出明证.笔者经过进一步详细研究,证实此文确为伪托.
一、从《补陁洛迦山传》文本看其伪托
王勃《观音大士赞》现载录于元盛熙明《补陁洛迦山传》,最早有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山西崇善寺刻本,此后明天顺六年（1462）五台广缘寺据之重刊,清代又有钱塘丁氏正修堂据洪武本而成的钞本,吴县蒋清翊于光绪十年（1884）再次刊刻此书.光绪刻本《补陁洛迦山传》是为通行本,《大正藏》亦收录此书.
光绪刻本乃据洪武本刊刻,可以以之考察《补陁洛迦山传》的文本情况.光绪刻本《补陁洛迦山传》内容为：自在功德品第一、洞宇封域品第二、应感祥瑞品第三、兴建沿革品第四、附录第五、观音大士赞第六、名贤赞咏第七.《观音大士赞》列在第六部分,题“唐王勃制”.但是,观察《补陁洛迦山传》全文以及其间篇目安排,发现疑点重重：
其一,《补陁洛迦山传》“附录第五”末尾署“《补陁洛迦山传》终”.既然文章己经终了,何来“观音大士赞第六”“名贤赞咏第七”?这两部分后来增补的痕迹明显,可见《补陁洛迦山传》已非元人盛熙明原帙,所谓“唐王勃制”《观音大士赞》就非常可疑.
其二,“观音大士赞”和“名贤赞咏”分类不合.前者是以单篇诗文分作一部分,后者是以一群人的诗文分作一部分,后者可以含括前者.这种分类不协和的现象,说明作者对相关诗文欠缺统一规划,后来植入的可能性很大.
上述迹象表明,元人盛熙明的《补陁洛迦山传》在流传过程中发生脱误,文本前后应有较大改动.历代王勃集没有收录的《观音大士赞》,突然出现在明人所刊刻的《补陁洛迦山传》之中,而此传尚且破碎支离,其不可信程度加大.盛熙明本人阐述过编撰《补陁洛迦山传》的主要内容：“首集自在之功德,继考洞宇之胜概.若夫由心所见,光景斯彰,因缘有时,庙塔兴建,具载于篇.”[1]这和通行本所载“自在功德品第一、洞宇封域品第二、应感祥瑞品第三、兴建沿革品第四”大体吻合,但盛传绝口不提相关诗文一事,可见收录诗文本不在他的考虑之内.那么,唐王勃的《观音大士赞》之类诗文只能是后来重刊补入的,因为后来各本《补陁洛迦山传》均源于洪武本,所以,补入相关诗文的最大可能就发生于洪武时期.和崇善寺《补陁洛迦山传》合刊印行但独立成文的,尚有署名王勃的《释迦佛赋》一文,经詹杭伦先生考证也属于明人伪托[2].这从侧面进一步强化了笔者的观点.后出史料如无坚强证据,不能轻易相信.
清人蒋清翊说：“王勃《观音赞》等皆元释所附益者.《观音赞》文笔疲俗,必非子安之制.《钦定全唐文·凡例》指为伪托,信然.释子无识,阑入俗文.幸熙明原书,未经窜乱,读者分别观之可也.”[3]这个判断大体正确.但谓“元释所附益”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考证是明人附会.再者,《补陁洛迦山传》写于至正乙丑（1361）[4],7年之后元朝灭亡,当时此传能否刊印、刊印之后能否“附益”都成问题.所以,《观音大士赞》一文应该为明人伪托.
因为《补陁洛迦山传》是崇善寺住山性彻主持刊印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发生《观音大士赞》伪托王勃之名一事,和性彻脱不了关系.性彻洪武十七年（1384）曾亲临普陀山,对普陀胜境印象深刻.10年之后,他梦游普陀,并写下拜赞文[5].同年,性彻刊印《清凉传》而把《补陁洛迦山传》附录其后,性彻因亲临普陀胜境并有所感悟,所以多方搜集了和普陀观音相关的文献,王勃《观音大士赞》一文因之被收入.在《补陁洛迦山传》之前还有独立成文托名王勃的《释迦佛赋》《释迦如来成道记》两文,这几篇文章均托名王勃,当不是偶尔为之.
洪武崇善寺刊《补陁洛迦山传》收入《观音大士赞》一文,托名王勃所作,主要有两种原因,第一,王勃本人信佛.《王勃集》中有《游梵宇三觉寺》《观佛迹寺》《彭州九陇县龙怀寺碑》等涉及佛教的诗文,自然容易和佛教发生联系.第二,王勃籍贯山西,乃“初唐四杰”之一,名闻遐迩.崇善寺位于山西太原,刊刻著述,借重名人,也算人之常情.
二、从时代背景看其伪托
明人刊印《补陁洛迦山传》并收录所谓王勃《观音大士赞》,是把普陀山（“补陁洛迦山”乃其古称,或称“补陀洛伽山”“宝陀山”,今称“普陀山”）视为观音道场而加以弘扬的.但是,托名王勃《观音大士赞》所描绘的普陀山发展情况,和实际历史并不符合.
细读《观音大士赞》可以看出,作者把当时的普陀山看作一处兴盛的观音法地,观音信仰已经异常繁荣.此赞摹写普陀山寺院,说是“向乾坤东畔娑竭海中,云涛涌金色之山,圣阁起琉璃之界”;此赞又烘托观音的庄严道场,说“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伽山,自在观音于彼住”[6].其庄严辉煌不是一般发展所能比拟.如果此赞确为唐代王勃所作赞颂普陀山的,那就和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唐代,普陀上尚未发展到如此兴盛的程度.
一般认为,普陀山开山是日本和尚慧锷,他从五台山得到观音像想带回日本,但是船在普陀山海域触礁,他就把观音像放在了普陀山的潮音洞,后来当地居民张氏就建造了“观音院”来供奉慧锷带来的观音像.慧锷来普陀山的时间,意见较为分歧,大致有3说：唐代大中十二年或十三年（858或859）、咸通四年（863）、梁贞明二年（916）.梁贞明二年说因和慧锷年龄不符,可以排除[7].慧锷来普陀之前,本地或存在一定程度的观音信仰,但是逐渐引人关注应该在慧锷之后.佛道文献追溯某个事情起源,往往是越早越好,而大部分相关文献追溯普陀山观音信仰的起源均上承慧锷事迹,可见,普陀山的观音信仰较为流行以此为早,即约在唐代大中、咸通年间之后.慧锷仅是置像,张氏所建观音院估计为草庵,唐代根本不可能在普陀山建立大型的佛教建筑群.到了宋代元丰年间,普陀山才赐额“宝陀观音院”[8],这个时候的发展进入了较为兴盛的时期,寺庙规模应该比较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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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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