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西汉抑商原因探析是关于西汉方面的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刘秀怎样对待西汉宗室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摘 要：在中国历史上,抑商一直为后人所诟病.西汉是抑商政策实行的典型时期,对后世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但西汉抑商不是从始至终而是渐变的.西汉的统治思想,无论是黄老还是儒家思想,无不要求戒奢从简,而商业的发展往往会带来攀比之风.武帝时期财政问题的出现,加之商人又兼并土地和政府分利,最终导致抑商的出现.
关键词：西汉；抑商；财政；土地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0-0028-02
在中国历史上,“重农”和“抑商”一直相伴存在,“重农和抑商并不是两个相互分离各自独立的政策,而实是一个政策的两个方面,两者是互成为条件的：重农是为抑商,抑商是为保证重农,彼此缺一不可”[1].大多数学者都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抑商”原因,但也有学者从农民的角度来分析这一问题,启良就认为：“古代抑商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人们对旧的生产方式和田园牧歌式乡村生活的留恋.”（《世界历史》1988年第三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抑商不是抑所有的商,官营工商业不是专制统治者打击的目标,他们的目标是私营工商业.笔者查阅大量资料及学者的研究成果,从王权政治的角度探析了抑商的原因.
一、维护王朝思想统一的需要
汉初,刚刚经历了秦末农民战争,国力孱弱,民不聊生,社会生产百废待兴.因此,汉初统治者不得不实行休养生息,施行轻徭薄赋和约法省禁的政策.尽管汉初在政治和法律上施行贱商政策,但在天下太平,开放关粱山泽,手工业、农业迅速恢复的形势下,商业同样得到很大的发展,出现不少富有的大商人.
首先,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富有,使得当时的社会上出现了法律贬低商业,商人却富且贵,抬高农业,农民却贫且贱问题,以至于“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不如倚市门”[2],“富民不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3],追逐利益之风逐渐盛行,而这和汉家的指导思想无疑是相悖的.其次,无论是汉初的黄老思想还是后起的儒家思想,从维护统治的角度出发,无一例外是要求抑奢从简的.《老子》强调崇简去奢,认为“舍其俭旦广”是趋于灭亡之道,因此,道家主张消灭人的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4].儒家主张“仁”,“仁”深存于人们的观念之中,而“富”总是和“不仁”联系在一起,被看作“不仁”的因素,是“为仁”所不当追求的.孟子有言：“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等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5]“富”和“仁”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是对立的,求利则断然不会为他人的利益着想.西汉的董仲舒也曾直言：“正其谊（同“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6]体现出明显的尚义黜利立场.商人位于“四民”之末,王充《论衡·佚文篇》载西汉杨雄的《法言》.有商人出钱愿载于书,杨雄断然拒绝：“夫商贾无仁义之行,犹圈中之鹿,栏中之牛也,安得妄载！”这正是儒家传统观念下的典型反应.但追逐利益于国家来说本是无损也是无害的,但这一抑奢的思想根深蒂固,无疑是导致封建政府实行抑商的一个重要原因.再次,汉初虽然在经济上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但这是相对于秦王朝暴政下民不聊生的复苏.事实是,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以农为本的西汉王朝,经济远未达到繁荣程度.可面商业的高利润,民众弃农趋商的趋势愈来愈强,以至于出现了“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重”[7]的现象.商人要求信息畅通,货畅其流,因此会想方设法加强各地乃至和边界的交往.就如傅筑夫说的那样：“在这样一个安定的、静止不动的社会结构中,唯一能促使僵化了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是商业,只要商业一发展,商人在这样的社会中一出现,变化就马上开始了.”[8]但是,专制王权仍然企图把商业的活动拘束于各自的封区之内,而商业的发展则要求突破封区走向开放.这样的交流的结果是开民智,主流舆论将不被专制王权所控制,这无疑和专制王权要求愚民的思想是冲突的.为了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定,维护专制思想的统一,抑商无疑成了必不可少的一个举措.
二、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需要
汉初,政治和法律奉行贱商,但经济上却实行通商.《汉书·食货志》中记载,文帝即位后,修身勤俭,一心以百姓为重.当民众大多放弃耕种土地而去经商,贾谊于是上奏：“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奢之俗, 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等今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等可以为富安天下.”[9]贾谊认为民众弃农经商危害国本,使他们回归农业才是正经之道.继贾谊之后持有这种观点的是晁错,他们提出了抑商的想法,但是文帝、景帝并没有采纳.这从文帝、景帝时期的诏书中可以看出来.《汉书》卷四《文帝纪》载孝文帝二年（公元178年）九月诏：“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前168年）三月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等将何以劝焉,其赐民今年租税之半.”[10]景帝时期,《汉书》卷五《景帝纪》载后二年（前142年）四月诏：“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釠之本也,女红害则害之原也.”[11]显然这些都是重农的言论,他们没有及时采取禁末的措施,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农业有待复苏,而恰巧商业的税收能够供应天子和诸侯的一部分生活费用,而免于从国库支取经费.但是这一情况在汉武帝时已经发生变化,武帝即位时距汉朝建国已经70多年了,这期间,社会生产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京师国库钱粮充足.武帝开始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而早在10多年前,黄河出现缺口,梁国、楚国一带本来已经屡遭灾荒,再加上沿河郡县又要筑河堤堵缺口,因此耗费的钱财无法计算.谢天佑先生的《秦汉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史稿》关于《战争态势和财政状况》一文中认为,大致在武帝元朔年间（公元前128-前123年）,即对匈奴战争进行的10余年之后,开始出现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武帝对商人的态度开始转变,最明显的是对卜式态度的转变.初时,卜式愿捐一半家产给国家以支援边疆的战事,但是武帝很久没有答复他的请求,因为这时候财政危机还没有出现,所以武帝会觉得“此非人情”.但是“岁馀,会军数出,浑邪往等降,县官费重,仓府空.其明年,贫民大徙,皆仰给县官,无以尽赡”[12].此时,卜式拿出20万钱财给河南太守用以补贴迁徙的流民,于是卜式被拜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的爵位并通告天下.武帝之所以不同于之前,很大一部分是由于财政的问题.武帝这么做是希望以卜式为榜样来带动富有商人向国家捐钱.然而事实却是当时的富豪争相隐匿财产,没有人拿出钱财来应急.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武帝终于开始实行抑商,于是就有了告缗的盛行,家产富足的大多皆破产.武帝开始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总领盐铁事宜,桑弘羊为计算用事、侍中,开始了盐铁官营等这样一系列的抑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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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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