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世纪80年代争鸣作品选本和批评空间的开创是关于对写作争鸣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相关本科毕业论文争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下载有帮助。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争鸣作品选本的出版之于新时期文学自由批评空间的开创,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就时间而言,其在共时性的现场感和当代意识,以及历时性的批评空间的形成及其变迁上有效参与了批评空间的建构.就空间而言,这一建构性则表现在其独特的编排方式上.创作与批评的并置,既建构了创作和批评间的平等关系,也创造了不同声音的自由讨论空间.虽如此,但也应该看到这一自由批评空间的想象性建构特征.其在有意夸大争鸣现象的同时,也是在参与对“新时期共识”的建构.
关键词：争鸣作品选；自由批评空间；新时期共识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7）07-0166-09
虽然說“”的结束迎来了文学新时期的到来,但激进思潮的影响并未终结,其作为“残余文化”的组成部分仍在左右并制衡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引起的争论1以及《苦恋》事件,等等,都极为鲜明地表明当时文学环境的复杂构成：文学活动中从创作到批评等各个层面的束缚和限制仍普遍存在.但毕竟,对“文学新时期”的笃信和呼唤已成为彼时人们普遍的心理与期望,而“新时期共识”2 的存在,也为“新兴文化”3 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上的保障和支持,从这个角度看,新时期文学可以说正是在同“残余文化”的斗争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在这当中,文学出版,特别是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出版,为新时期文学自由批评空间的开创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
一
冯牧曾指出：“长期以来,一种流行着的看法是,文艺批评仅仅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种手段,是政治生活里不可缺少的‘反倾向斗争’的工具.文艺评论就是找问题,找倾向,找错误,找毛病,找反对社会主义的‘新动向’.目前,这种看法在有些同志的头脑中还不能说完全得到解决.我很赞成这样的说法：正确的评论工作至少应该包括这么几条：第一,它不搞无原则的吹捧,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实事求是.第二,它决不打棍子、扣帽子.第三,它必须同任何人身攻击划清界限.第四,不仅要有批评的自由、反批评的自由,同时也要保证被批评的同志以坚持自己意见的自由,即使是长期坚持也可以,更不能因为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而对他的正确意见也加以否定.”1 冯牧的话某种程度上提出了“批评空间”的建构和社会主义领导权的重建问题.首先,这是针对20世纪50—70年代而言的.在那时,批评常常是“单向度的”,批评往往只是批判,因而只有批判的自由,而无反批判的自由.其次,要允许有自由批评与反批评的空间的存在.所谓“批评的自由”和“反批评的自由”的并置即是这样一种空间的鲜明表征.第三,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放弃,而毋宁说是提出了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化领导的重建问题.这一重建,源于一種信心和共识,即,通过批评和反批评的充分展开,能够且必定会产生“正确意见”.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正体现在“正确意见”的生产及其贯彻——引导、产生、传播和接受——之中.
作为文学界的领导（中国作协副主席等）,这段话虽只代表冯牧个人的观点,但仍可以看成是主流意识形态释放的信号.换言之,走出以打棍子为代表的“左倾”思维方式不仅仅是知识界文学界的呼声,也是文艺界领导层的共识.其虽只是冯牧个人的构想,与实际上的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实践相去甚远,但作为文学批评的方向,却是彼时的人们所努力并致力于达到的效果或结果.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出版正是这一效果的构成物.表面看来,争鸣作品选只是争鸣作品的客观的呈现和排列,其中选家的主体性倾向并不明显,从中亦难看到什么新或旧的意识形态因素.但若比较20世纪50—70年代和80年代的社会语境,就会发现其中的异同,及其背后的潜在意图和诉求所在.首先,就批评空间的存在形态而论,争鸣作品选或丛书创造了文学批评媒介间的上下文或“互文性”关系.争鸣作品选把各种（众多）不同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汇集一处无异于暗示：争鸣作品选所展示或表征的其实是由报刊所创造的实际批评空间的自然延伸,选家着手的也只是简单的编辑整理工作而已.事实果真如此吗?海登·怀特告诉我们：“当一组特定的事件按赋予动机的方式被编码了,提供给读者的就是故事；事件的编年史由此转化成完完全全的历时过程,然后,人们能够据此发问,就如同正在分析各种关系之间的一种共时性结构.”2如果说历史叙述可以看成是一种叙事编排的话,同样,选本编纂也可以视为一种叙事.这显然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所谓“文献”,而非“遗文遗物”.3就批评空间的开创而言,其叙事性表现在对这一空间的建构方式和角度上.
其次,就文学批评空间的存在基础来看,其背后有一个由作家、批评家、读者和传播媒介等共同组成的作为实体的文学“共同体”的存在.争鸣作品丛书通过把各个争鸣作品和批评文章并置一处其实创造了作家、批评家聚合的方式.从这个角度看,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出版为文学“共同体”显现自身提供了重要基础.而这,恰恰是单个作品引起的争鸣现象所无法比拟的.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指出：“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4就争鸣作品丛书而言,其在创造文学批评界“共同体”显现自身的方式的同时,也在创造“他们被想象的方式”. 换言之,争鸣作品选是通过创造文学批评界“共同体”“被想象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存在的：这是一“被想象”建构起来的文学批评界“共同体”,以争鸣作品选（或丛书）的编排方式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与实际上的文学批评界并不完全相同.
丹尼·卡瓦拉罗在谈到空间范畴时指出：“空间总是一种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经验之上的局部的、相对的地理学.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质疑这样的观点：某些感知和表现空间的方式比其他的方式更加正确.所有的空间构造都是主观反应（包括写实的因素和怪诞的变形）的结果.”5这里需要注意,卡瓦拉罗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要否定空间概念所具有的客观性,他之所以强调空间的主观性色彩,只是为了突出空间感的合理性及其空间的想象性的一面.空间总是有限的,有其边界的存在；空间的构造既然是主观的,也就必然是人为的,有其主体性的存在,从这个角度看,空间也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就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而言,批评空间更多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说其是“想象的共同体”,是从预设的层面和建构的结果双重意义来说的.就预设的层面来说,自由批评空间首先是一种预期和目标,就像前面所引的冯牧的话所表明的那样,而说其是结果,则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所共同指向并建构的结果.争鸣作品选的出版就是从这两个方面参与了对20世纪80年代想象中的自由批评空间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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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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